中国女学会考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晓虹,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夏晓虹,女,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国女学会是近代第一个由中国女性组织的团体,不过由于史料稀缺,对这一社团从出现到涣散的过程及其影响,始终缺乏完整的考察。通过利用与中国女学会同气连枝的中国女学堂以及《女学报》的散碎史料,从中可钩稽出中国女学会的始末:创意始见于1898年3月初;在问世过程中,受到了《法国女学会》一则新闻的影响;在与女学堂、《女学报》三位一体的关系中,女学会本为根本,却未开展过独立的活动;会员主体为中国女学堂的教职员、内董事及《女学报》主笔;1898年10月,因受到慈禧严禁立会、查拿入会者懿旨的政治压力而消歇;但其精神尚遗传至1902年5月成立的上海女学会,甚至1911年2月创建的世界女子协会,仍可视为其余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7 年 08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3-0115-10

       中国女学会是近代第一个由中国女性组织的团体,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由于史料的稀缺,至今未见发起宣言、组织章程与解散通告,因此,有关这一社团从出现到涣散的过程及其影响,始终缺乏完整的考察。笔者1995年撰写《晚清文人妇女观》时,曾在“女子团体”一节略加讨论;今年初,此书增订本出版,又根据若干新资料稍作扩充①,但仍嫌不足,故再以专文考论之。

       中国女学会的出现

       笔者在《晚清文人妇女观》已阐明,中国女学会与1898年5月创建的中国女学堂一体相关。就目前可见的史料,“中国女学会”的名称首次出现在《中国女学会书塾章程》刊载之时。为了和最早的一份《女学堂试办略章》(《时务报》发表时题为《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相区别,这份后来被称为《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的文件,于1898年3月17日率先在上海的《新闻报》连载②。而将“中国女学堂”易名为“中国女学会书塾”,至少表明了同人此时已有兴办学会的意向。

       引人兴味的是,在此期间,由中国女学堂主持人经元善辑印的《中国女学集议初编》中,对前已刊发的相关文献也做了修改。最明显的是,1897年12月3日初刊《新闻报》的《中国女学堂大会中西女客启》,在此卷中已改称《中国女学会大会中西女客启》;与之相应,启事中之“本学堂”“本堂”,也均易为“本学会”“本会”。次日《申报》刊登此广告时,文字自与《新闻报》同,惟多出具名人“中国女学堂公启”,这在书中照样也做了更改③。另有发表在12月7日《新闻报》的报道《巾帼多材》,录入《初编》之际,也将原文中的“昨日中国女学堂假座张园安垲第大会中西女客”一句进行了类似改动④。而旨在保存创办中国女学堂重要文件的《中国女学集议初编》,本深为经元善看重。其修改历史文献,以“中国女学会”取代“中国女学堂”,可证实经氏关于女学会的设想此时已然形成。由该书内封康有为于“光绪戊戌仲春”题写的书名,特别是经氏《附录集说小引》末后所署“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仲春月之上浣”⑤,可知《中国女学集议初编》的编成时间最迟当在1898年3月初。由此也可明了,经元善有意结成“中国女学会”实在此际。

       更明确透露了女学会动态的是《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此件仍由《新闻报》最先刊出。1898年5月17日见报的这则广告,原是为7月24日发刊的《女学报》预作宣传,其中除了通告中国女学堂“现定四月十二日(按:即5月31日)开塾”外,以下又依次叙说了“欲再振兴女学会,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二事。此说不但证实了办学诸人确有创立学会的动议,而且,这样的排列次序,也暗含了女学堂、女学会与《女学报》发生的先后。也就是说,在中国女学堂筹建的过程中,中国女学会先于《女学报》被议及。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也是学堂、学会与学报三位一体的想法首次呈现。当然,对于女学会而言,其意义更在于将此组织正式公告天下。

       随后,《女学报》创刊,主笔之一的潘璇发表了《上海〈女学报〉缘起》,畅言同人“虚心下怀,集思广益的,定了女学堂、女学会、《女学报》,三件事情,一并举行”,赞美这“真是天下女子的福气”。而三事并举,方可成功,在潘文中是借一个生动的譬喻作了表达:“这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春[桩]事情,好比一株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个叶,是朵花。”如此,三者不但是同气连枝,彼此间的关系也梳理得十分清楚。即如《女学报》作为花、叶的作用,就是要把“女学会内的消息,女学堂内的章程,与关系女学会、女学堂的一切情形”“淋淋漓漓的写在那里”⑥。

       而女学堂既已大张旗鼓地筹建,为何又动念创设女学会?实则此议与兴办《女学报》用心相同。办学诸人因“女塾初开,仅此一隅,终虑不足振动遐迩”,故“又有《女学报》之举”⑦。而《女学报》主笔之一的“梁溪志学女史沈翠英”所言更为明白:“但女学堂经费不足,中国各行省阴教未能遍及。惟这《女学报》,各处都能购阅,是《女学报》所以扶助这女学堂的不足。”⑧此一超越上海地域的限隔,将中国女学堂的模范推广、影响到全国的心愿,也为“振兴女学会”之举所涵括:

       惟公学设立上海地方,虽当南北海道之冲,而于内地省分,尚不免风气隔阂。全赖同志会友,随处关怀,风动四方,庶能广树风声,昌明学业。何况,同志诸人早已意识到,“规复三代妇学宏规,兹事体大,必须藉宇内五洲贤淑闺秀,同德同心,并力赞助,方能集思广益,众擎斯举”。而为了联络、借力国内外女界同仁,共谋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必要“开设女学会、女学塾、女学报”⑨三者并立的体制。

       而适当中国女学会发轫之际,外国典范亦及时输入,自然令其人兴奋不已。1898年4月1日出刊的《时务报》第56册,登载了一则译自1月15日《法国时报》的通讯《巴黎新开女学会》。这篇文言报道,在《女学报》创刊号上即作为第一条“新闻”,加以及时转载,且依照初期报纸的体例,译为官话。文述:

       巴黎斯京城,有一位贵妇,姓名叫做盎那·郎贝利埃尔的,曾经创立女学的新议,至今人都不能忘记了他。他所发的议论,设立女学堂,试办各节情形,人都佩服的了不得。前天众人聚集在所立的初等学堂内,就是李洫利庵街,第二十九号门牌,众人议论定妥,即刻要设立女学会。会中的章程,刊印成本,所有一切规模,都已商议妥当。把稿纸送进内部,请准施行。想内部大臣,必定算这桩事情,有益于人,谅必乐意准给凭据的。他们的会章,语意很周到,没有浮泛无用的话,我们抄录几条在底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