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纱厂的资产、盈利和利润分配

      大生企业集团作为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相当丰富而系统的档案资料。其中大量帐略表册，为对这一典型个案进行计量分析提供了必要条件。借助系统的统计和财务数据，分析大生集团的投资、经营、效益及其分配，不仅有助于民族资本经济研究的深入，而且提示我们认识近代企业史计量研究中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截取大生一厂1899—1926年的有关统计和核算数据进行整理排比，着重对其资产负债、盈亏损益、分配结构、积累投资等加以剖析，结合探讨近代企业史计量研究方法完善和规范的有关问题，以期与同好一起作深入一步的讨论。

      一、大生一厂的资产和负债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历来以资本额作为衡量企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毫无疑义，这是一个比较容易采集、可靠程度相对较高，不同于设备、产量而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指标。但是，资本额指标也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企业注册资本往往不确切反映企业的实际资产，特别是在资产发生增减转让等变动时，企业实收资本（股本）并不作相应的调整；其次，资本额这一概念本身并不代表企业拥有和控制的全部资产，它不包含企业以负债形式借入的、可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那一部分经济资源。因而，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引入资产的概念，用以反映企业的总体规模。这里即以大生一厂为例进行讨论。

      大生一厂创办时的实收资本为44.51万两（规银，以下不作特别说明时均同），其中2.04万锭官机，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商股募集19.5万两（其中包括4.19万两地方公款和1.2万两慈善团体基金）。[①a]事实上，纱厂开办中除纱机外，购地、垫基、疏浚河道、修筑堤岸、建造厂房行栈及宿舍等基本建设，共投入资本16.98万两。加上打线、轧花等辅助机器，电灯、灭火机等机具和配套设施，全部固定资产即达51.66万两。[②a]当工厂正式投产运行时，还要收购原棉，购备燃料，支付职工工资等，这就不得不另外筹措用作流动资金的款项。因而，这时大生一厂拥有及可以支配的资产总计达66.01万两，高出实收资本近50%。

      此后，大生纱厂的资本和资产续有添加。1902年、1914年、1918年，工厂增添纺纱机、织布机，相应扩建厂房，加配辅助机器和设施，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均成倍增加。所需资本除历年结存的余利转为股本投资外，还在同人中扩股增资。从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情况看，资产总值的增加快于实收资本的扩大。以1902、1915、1919、1923四个代表年份来看，企业实收资本占资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49.58%、43.10%、29.24%、28.39%。其中1923年，企业股本350.74万两[①b]，而资产总值则达到1235.57万两；资产总值中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对外投资分别占40.94%、51.13%和7.93%（详见附表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固定资产均指固定资产原值，未以折旧冲减而计算固定资产净值。而且，大生一厂把折旧列在利润分配中提留，而不列为费用，且提取不足，这影响产品成本的核算，也不利于确切核定资产总值。但考虑反映当时的情况，本文未作调整。另外，原有固定资产统计仅指机器和厂房建筑成本，未包括辅助机器设备和机具等，对这一点，我们在列表中作了必要修正。

      附表一：大生一厂资产负债表 单位：两（规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仅以资本额作为反映企业拥有资产的经济参数，是有欠缺的。资本额只代表出资者对企业投入资本的数额，而且有的注册资本额（法定资本）与实收资本（实际投入资本）也有较大差距。从内涵看，它既不能反映投入资本增值或贬损的情况，也没有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便于对企业的财务变动状况作进一步分析。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仅仅统计累加的企业资本额，用以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民族资本工业的总量规模，反映传统产业与近代产业、农工商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衡量国民收入的投入产出比率等等，也是局限的。事实上，在投入资本的基础上，企业和产业部门还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流入，从而调动相应的资源投入生产经营。相对来说，新兴的近代产业集聚和吸引资本的能力，要强于传统产业。这应当而且可以通过计量分析研究来加以判断。

      毫无疑问，大生一厂资产总值大于实收资本，是企业在营运中以负债形式借入了一部分资本。在前期，大生的负债增加基本上是与生产经营的扩大和资产总值的增长相同步的，平均负债在100—200万两，资产负债率大体为30—50%。以1906年为例分析负债结构，其中从银钱业调汇各款103.61万两，占负债的87.21%；董事、执事、职员分得红利留存企业7.90万两，占6.65%；应付利息等7.30万两，占6.14%。这一类短期负债，在企业主要用作流动资金周转。1922年以后，大生一厂的负债大幅度增加，其中有一部分转而用于证券投资。负债额由1915—1920年的平均265.81万两，猛增到1921—1926年的平均743.66万两；资产负债率也达到60%以上，甚至突破70%。以1923年为例，负债中以不动产押款押租162.30万两，占20.69%；以花纱布押款144.89万两，占18.47%；以证券押款145.13万两，占18.50%；各企业、商号存款287.22万两，占36.62%；股东、董事、职员等暂记存款44.87万两，占5.72%[②b]。负债总额为资本额的2.44倍。这意味着企业的资金周转相当困难，企业的偿债能力和获利能力均处于较低水平。

      显然，企业通过负债借入资本，是扩大生产经营的一个重要门径。特别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由于资本原始积累极为薄弱，不能完全依靠企业自有资本来拓展经营，通过各种形式向银钱业借款，面向社会筹集资本，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企业负债过大，一方面增加利息支出，增加产品成本，削弱市场竞争能力，直接间接地减少企业盈利；另一方面也加大经营风险，一旦经营失利，沉重的债务负担就可能使企业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从宏观角度看，银钱业借助信用手段，集聚社会闲散资金投向工商业，有助于民族资本工商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强实力。工商业回过来也对银钱业投资、存款。在一般意义上说，民族金融资本与民族产业资本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研究中不应把两者绝对对立起来。当然，银钱业与工厂企业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其较多地表现为银钱业通过高利息盘剥工业企业，以及通过索债对工业企业进行监管、接管。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推动、助长和制约、控制，应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