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中西茶叶贸易中，中俄贸易占有相当的比例，影响举足轻重，而目前史学界却尚乏专文论及，这与其地位极不相称，故对之作一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清初中俄茶叶贸易 从蒙古军统治俄国时期起，中俄贸易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俄国独立以后，开始向外扩张，17世纪初叶来到了我国蒙古地区。1616年，俄国人出使中国，使他们得到了认识茶叶的机会。在招待宴会上，俄使彼得罗夫十分惊异地看到，端上来的热牛奶里放着一种不知叫什么的叶子，这种彼得罗夫从未见过的叶子，即是茶叶，[（1）]此乃俄国人了解茶叶的开端。两年后，明朝政府派人携带茶叶数箱前往俄国，赠送沙皇，企图打开华茶在俄国的销售市场，未成，1638—1640年，瓦西里·斯塔尔科夫出使阿勒坦汗廷，受到达音诺彦的宴请，席间他们喝的是茶。临行时，阿勒坦汗赠给沙皇许多礼品，有皮货、绸缎以及按蒙古人估价相当于一百张貂皮价格的茶叶二百包。斯塔尔科夫对茶叶一项提出了异议，说在俄国，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没有人想要的东西，因此，莫斯科宫廷宁愿请汗赠以相等价值的貂皮。但是结果仍按原来方案处理。此项茶叶约248公斤多一点，价值约合旧卢布30个，[（2）]这是华茶输俄的开端，比华茶输入荷兰晚了30多年。由上可见，茶叶在17世纪中叶以前对俄国人来说还是新奇之物。 华茶输入俄国的道路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后者为海上贸易，前者为陆路通商，正因为如此输俄华茶的质量上乘，“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3）]究其原因，正如魏源所说：“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4）]俄国人对茶叶的称呼亦与西方其它国家不同，“英人呼茶曰替，法人呼茶曰代，俄人呼茶曰柴，茶柴二音相似，以其贩走北路故也。”[（5）] 清初，茶叶扮演着礼品与商品的双重角色。巴伊科夫在北京的半年期间，清廷赐予他及其随从每天茶叶数碗，[（6）]巴伊科夫在京贸易期间所购买的货物中也有茶叶。1657年从中国归国的俄使彼得·亚雷日金购买了茶叶一皮囊。[（7）]1658年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伊特尔·阿勃林奉命前往中国，清廷赐给他们茶叶10普特，俄使将茶叶全部卖掉换取宝石回国。[（8）]斯帕法里使华期间，康熙帝多次赐予茶食，临行时还赠给沙皇茶12箱、使臣4箱、两位莫斯科贵族2箱。[（9）]其他使臣也多次受赐茶叶。茶叶作为商品在俄国销售始于17世纪中期以后。《17世纪托波尔斯克市场的中国货》一文中提到17世纪后期托波尔斯克市场上有华茶出售。1674年莫斯科也有华茶售卖。[（10）]北京贸易开始后的1689年，俄商加·罗·尼基丁来华贸易，采购了5普特7俄磅的茶叶。[（11）]之后来京的俄国官家商队，主要采购绸缎、棉布、宝石、金银等，1716年来华的商队始成交茶叶，茶叶开始成为北京贸易中俄国商队采购的正式商品之一。1719年，俄廷训令伊兹马伊洛夫“把茶叶放在用铅皮衬里的匣子里，并加密封，以防掺假。”1925年俄商务部训令商务代表郎克“应注意将茶叶（烟草）装入铅皮箱内，每箱重量约为一百斤，加盖并从上方焊好，以免香味散失。”[（12）]可见，茶叶作为商品已受到了重视。1725年，米契尔·古谢特尼科夫从中国带回的货物中列出了茶叶一项，其地位、重要性在绸缎、金银之后。 总的说来，俄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主要从中国进口南京土布、大布、丝织品（各种绸缎）和生丝、某些辛香作料和药材，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相对来说数量不大，因为当时在俄国饮茶的习惯还不普遍。当时贸易特点是皮布贸易，即以中国的布来换取俄国的皮货。茶叶贸易的兴盛期是在恰克图贸易时代。 二、清中叶中俄茶叶贸易 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中俄边境上的恰克图为中俄贸易的地点。但是，到1753年以前，中俄两国贸易额不过五十万卢布左右，其中茶叶交易额每年为两三千普特，最多也不过一万普特，在当时价值不超过五万卢布，[（13）]约为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十分之一。从《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到50年代中期，前往北京的俄国商队贸易还有小规模的茶叶贸易。总之，18世纪上半叶即恰克图贸易的初期，茶叶未能引起俄商的注目，茶叶贸易量较小。 1753年，恰克图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贸易额迅速增长，1755年达837065卢布，1760年增加到1358271卢布，1800年增加到8383846卢布。[（14）]茶叶贸易额也随之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了3万普特左右，约占中国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9年为53343普特，1800年又增长为69580普特。[（15）]华茶输俄的增加，对俄国人民的饮食习惯有较大影响。1764年，俄国人米勒在他所写的关于赴华使团的意见书中说：“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喝中国茶，很难戒掉。”[（16）]到18世纪末，茶叶已成为西伯利亚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以至每次恰克图市场关闭，都使许多家庭因缺茶叶而贫困下来。由于俄国人不能因恰克图闭市而停止饮茶习惯，遂被迫购买从英国、荷兰、丹麦等国运来的茶叶，支出高三、四倍的代价。如在80年代，华茶1普特在俄国值11卢布，从西欧运来的却要52卢布以上。[（17）]随着茶叶地位的提高，它逐渐成为俄商财富的象征，商人们往往以自己拥有的茶叶来炫耀。这一时期的“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茶皮贸易兴盛期。 进入19世纪，茶叶贸易进入辉煌时期。华茶出口量逐渐超过棉布、丝织品而跃居第一位。1802年华茶出口俄国达45032普特，1811年为八万普特，1820年超过十万普特，进入20年代，茶叶输出已占中俄贸易总额的88%，30年代增加到93%，进入了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代。[（18）]1848年，华茶输俄达369995普特，这是19世纪上半叶中俄茶叶贸易的最高峰。这一时期茶叶贸易额增加得如此迅猛，与俄国纺织业的发展有关，俄国纺织业的发展，导致了俄国不再需求中国的棉布，再加上俄国国内茶叶需求量飞增，从而导致茶叶成为俄国输入第一位的商品。就中国而论，俄国呢绒、棉绒的优越性致使中国对俄国皮货的需求量大减，俄国纺织品逐渐跃居前列而成为俄国输入中国货物中的第一位商品。譬如，18世纪末毛皮占从俄输入货物总值的70%，纺织品、皮革等制品仅占30%，到19世纪中叶，前者降到20%，而后者却增加到80%，其中65%是纺织品。[（19）]因此，中俄贸易在19世纪初逐渐由茶皮贸易演变为茶布贸易。单就茶叶而论，华茶输出的上升趋势经久不衰。185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后，恰克图贸易时代结束，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随之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