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素养”概念是舶来品。自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启动“素养的界定与遴选：理念和概念基础”项目(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简称DeSeCo)始，“素养”这一提法正式形成并相继出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教育文件中。比如，2005年，欧盟正式发布《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框架》(Key Competenc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An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供各成员国参考。Competencies并非唯一的表述，Skills，Capabilities等词也有同样的内涵，对此，国外专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概念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国内学者将其译为“素养”，亦有人主张译为“能力”，不过诚如杨九诠所言，我们不必在意用“素养”一词翻译是否贴切，而要看到汉语“素养”一词自身表达的精准性和丰富性(杨九诠，2016)。将Key译为“核心”则并无太大异议。 总体来看，各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核心素养”并非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以培养完整的个体和促进社会发展两个维度为起点；二是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各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目光不仅聚焦在本国、本地区，也关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强调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和国际公民意识；三是各国在“求同”的同时，尤其关注本国优良传统文化，使“核心素养”扎根于本国土壤。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迅猛发展，21世纪人类社会所关注的不只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而更多关注能力和品格。众多国家纷纷致力于研究与构建本国的“核心素养”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为深化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与构建我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在这个背景下，重温20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以培养学生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为主要能力的“三力论”和“常能论”，探讨它们对21世纪学生“核心素养”观的启示，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一、陶行知的“三力论”和“常能论”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产物 首先需要指出一点，本文所说的“三力论”和“常能论”是对陶行知早期和中期所提出的学生应掌握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这三种必备能力，以及后期在育才学校提出的“二十三常能”观点的总概括。冠以“三力论”和“常能论”之名，是因为陶行知在其教育论著的字里行间多次表明：要实现教育现代化、民主化，一个健全分子要在社会中有价值、有尊严地生活，必须培植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这三种能力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成长为健全分子之必备能力和品格。而他后期在育才学校提出的“二十三常能”又可视为生活力、自动力与创造力三种必备能力的具体化。故此，本文将陶行知所提的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和“二十三常能”概括为“三力论”和“常能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陶行知的“核心素养观”。 培养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及“常能”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抑或说，生活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具有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及“常能”的“真善美的活人”。论述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及“常能”思想产生的背景，不得不谈到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一)生活力、自动力和创造力及“常能”思想的产生背景 陶行知生于1891年，卒于1946年。他所生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逢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时代。1905年科举的废除，清末教育改革，使得传统封建教育行将就木，但是陈旧的教育观念仍根深蒂固，习惯性地影响并支配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仍沿着旧有轨道运行，并未脱离传统模式，读书做官、书本至上、学校中心等观念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洪宇、操太圣，1997)。从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中可窥见一二：“他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他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他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只许听老师讲，不许问”(董宝良等，2011，p.386)。弊端处处可见：双料少爷的手指甲；双料小姐的手镯戒指；小孩们传统的几十斤重的手铐；八万万只无能的手等。当时社会，绝大部分学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沉浸在死的、假的、静的、读的教科书中，没有康健的体魄以抵抗疾病和克服困难，缺少征服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谋生力，无法承担改造社会的重任。另外，传统教育重视教师对学生的权威，灌输是主要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被动，造成了先生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甚至成为读书机器的僵化局面。学生被视为抽象的个体，无独特个性，学生主动性这一特点被淹没在传统教育中。固守陈规、不思进取是传统教育的又一特点，这样的教育环境阻碍、削弱、摧残着儿童的创造力，中国儿童成长的环境可谓苦海，“儿童的创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想层层裹头布包裹了起来”(董宝良等，2011，p.571)。儿童的双手被束缚，动手要打手心；儿童的口被束缚，不允许多说话、常发问；儿童的思想囿于枯燥、脱离实际的教科书中；学校、社会引导儿童以考试为重，各样的考试挤掉思考的时间、娱乐的时间和动手的时间。这一切，不能发挥、加强、培养创造力，往往摧残儿童的创造力。陶行知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关门来干的，只有思想，没有行动的。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所以那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不是行动的教育(董宝良等，2011，p.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