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刘达武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问世。他在该遗集的《蔡松坡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六年(1900)条下记曰：梁启超招蔡锷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①由于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普遍采用这一记载，于是击椎生这个名字就与蔡锷的英名一起广泛流传开了。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其实大可怀疑，《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才创刊，1900年何须“襄笔政”之人？蔡锷这年实际是在《清议报》分任文字之责。②此外，无论是《清议报》还是《新民丛报》“均无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文章”。③迄今所见，以此为名发表的文章，题为《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最早见于1907年2月13日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云南》第4号，这时离《新民丛报》创刊已整整五年了。 但是，数十年来，不少历史研究者却不假思索，仅依据刘达武这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记载，就认定击椎生是蔡锷。有的研究者还将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收录于所编蔡锷文集中，如毛注青等人1983年编辑出版的《蔡锷集》，就收录了1913年7月15日击椎生发表在《南针》杂志上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④直到2013年，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在其所著《蔡锷大传》中仍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并解释他取这个笔名，是意味深长的，“就是把自己比喻成袭击秦始皇的勇士。公元前218年，张良要为韩国报仇，密谋刺杀秦始皇，寻得勇士仓海君，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蔡锷就是要发扬仓海君奋勇搏击的精神，反对腐败的清王朝，故而取名‘击椎生’”。⑤2015年11月，邓江祁编的《蔡锷集外集》，更是全面收录了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16篇，总计8万多字，占全书39万字的20.51%。⑥邓江祁指称：“近百年来，学界对蔡锷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而这次发现的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上的一组时评，则为研究蔡锷的外交思想、国际法思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⑦为此，他在同时出版的新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三章中，依据他发现的所谓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于《云南》杂志上的“珍贵资料”，以8000多字的篇幅专辟了蔡锷《维护利权》一节。⑧ 当然，随着蔡锷研究的深入，近年也出现质疑的声音，如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殷英认为，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史实，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殷承瓛的笔名。⑨不过，邓江祁随后刊文表示：“从‘击椎生’文章和诗歌的写作时间、内容和所反映出的作者经历、知识结构、政治观点以及时人对‘击椎生’的了解情况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而应是蔡锷的笔名。”⑩击椎生到底是谁？是不是蔡锷？迄今没有定论。我在搜集蔡锷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蔡锷、黄兴追悼会上，的确有一幅挽蔡锷联明言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11)也发现清末民初若干报刊的确发表过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但对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说法，我还是一直心有疑窦。因而，2008年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蔡松坡集》基础上增补《蔡锷集》时，虽然补录了蔡锷以蔡孟博、劫火仙为名发表的文章和译作，但还是不敢造次，而谨遵先贤“安愚而暂默”的训诫，(12)未将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一并录入。 蔡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军政人物，虽然年仅34岁就故去了，但他领导过辛亥云南反清起义，四年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云南护国首义，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景仰和尊崇。可见，考察击椎生是不是蔡锷，他有没有发表上述《蔡锷集外集》中收录的那些诗文，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查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了解蔡锷的生平和思想，也是对蔡锷及真正的诗文作者和历史负责。为此，我不揣冒昧，撰写了这篇聒耳之文，以就教于各位专家，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二、击椎生不是蔡锷，也不是云南籍留日学生 尽管邓江祁以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以及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五大理由，详细论证了“击椎生”不应是殷承瓛的笔名，而应是蔡锷的笔名，(13)我仍然只认可其结论的前一半，即击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笔名，而不认为它是蔡锷的笔名。因为下文将专述击椎生到底是谁，这里不打算逐条考察和分析邓江祁所列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五大理由是否能成立，而只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殷英以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不可能熟悉云南的地名及其政治、经济状况和地理环境、矿产资源，质疑众多学者认定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笔名的见解值得重视。细察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的诗文中有关云南的地理称谓、历史与现状的内容，以及它们所体现的作者的广博学识，就不难理解殷英的质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蔡锷不是云南人，直到1911年春才第一次到昆明，此前从未去过云南，又无专门学习地理、法政学的经历，很难想象他能将昆水、翠湖、昆海这类不易为没有到过云南的外省人士知晓的称谓和大量法政知识写入自己的诗文之中。(14)邓江祁虽以蔡锷分别翻译、编译过《支那现势论》、《国际公法志》两书，以及击椎生诗作中出现的“江城”是泛指临江的城市、城郭，为中国古今诗人经常使用等为由，为蔡锷完全能够写出《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日法协约问题》等文章和诗作辩护，认为以1907年前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就得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的结论不能令人信服。 个人以为，邓江祁如此简单地否定殷英提出的质疑，似乎过于草率，甚至武断了，同样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则邓江祁为击椎生是蔡锷笔名所进行的考论，只是借力使力的推论。他利用殷英认为“‘击椎生’可能系云南籍留日学生滇南人殷承瓛的笔名”的推论，说“通观‘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诗作，其中在《步徐佩玉女士吊秋瑾女史原韵》诗中出现了‘钱塘’、‘西湖’等浙江的地名，在其他诗中也出现了泛指长江中下游的‘荆吴’、泛指湖南的‘洞庭’等地名。倘若‘击椎生’是殷承瓛笔名，按照殷英同志的逻辑，殷承瓛就应当去过这些地方。但从殷承瓛的经历看，事实并非如此”。(15)这一借力使力的推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钱塘、西湖、荆吴、洞庭这些自古以来闻名于外的称谓，大凡读书人即便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也是知晓的。二则邓江祁的考论，以自我论点为中心的选择性太强，仅仅选择了击椎生即使没有到过云南，也不妨碍他将“江城”这一称谓写入诗中这种于己有利的个别例证进行分析，而没有针对于己不太有利，更需要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的是，何以没有到过云南就不一定了解的“昆水”、“翠湖”、“昆海”等称谓也能出现在诗作中。三则邓江祁所说没有去过某地并不等于对那个地方的历史地理就不了解固然没错，但也不能因蔡锷翻译了6万余字的法国人编著的《支那现势论》，就一定对云桂的历史、地理、经济、矿产了然于心了。因为这是一部着眼于全中国的通论性著述，内容涵盖全国各省，(16)并不像邓江祁所说仅仅是“为法国进一步入侵西南提供调查资料”。其中所涉云桂，特别是云南省的内容，倘若与击椎生所发《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做一比较，便不难发现二者存在天渊之别，前者简约、肤浅，后者详尽、深刻。蔡锷留日期间虽也研究过“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17)还编译出版过《国际公法志》，(18)但也不能因此就认定他一定具备多么广博的法政知识，完全能够写出那些大力维护云南、广西相关权益的文章。因为击椎生文章中所涉及的法律知识，不但有国际法，还有广泛的矿业、金融、宗教、商业等国内法，远远超出了蔡锷《国际公法志》的内容。顾名思义，《国际公法志》，讲的是国际法，并不涉及国内法。对此，邓江祁尚须拿出更多具体而赋有针对性的论据才能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