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6)04-0028-08 在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之后，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关内地区兴起，北京是中心地之一，所以关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韩人社会及其民族运动，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在北京活动的韩人与上海稍有不同，不仅是创造派集中的地方，而且也是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比较集中的地方，相关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些方面，还有人集中研究了北京高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这时期北京地区韩人留学生的活动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虽然也有一些研究涉及整个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或20至30年代北京地区韩人社会的情况，但是由于1919年前的资料相当缺乏，只能依靠中国和日本警察掌握的零星信息，所以对1919年以前情况的叙述都相当简略，至今我们仍难以准确把握早期韩人汇聚北京和在北京生活、活动的情况。1914年1月5日韩国独立运动领袖李承熙来到北京，4月23日才离开，期间除了3月16日至26日去过曲阜，一直住在北京。李承熙在北京逗留期间，李承熙与许多韩人有交往，在其《西游录》①有记载，为我们了解当时北京地区韩人情况提供了比较好的线索，而且也能反映早期韩国留学生到北京留学的情况。 在明清时期，除使团人员到北京一般要逗留一个月左右外，一般韩人不能在北京长期居留。1882年《清韩水陆贸易章程》签订后，韩人可以在天津口岸居留，在取得执照后也可以到北京贸易，也有无照韩人私自到北京活动。如崔元淳的父亲1894年到北京经商，1903年死在北京②。如果说最早居留北京的多是商人，则1905年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尤其是1910年被日本吞并后，则更多的是流亡独立运动人士来到北京。李炳宪于1914年3月21日来到北京，在北京住了24天。据他的说法，当时北京有韩人不下300人。但是他们散居各处，多无室无家，朝来暮往，迁移不定，不仅没有统一的组织，而且到了北京，不是改穿洋装就是改穿汉服，虽在街头撞见也不知对方是韩人。1914年3月25日李炳宪在北京街头偶遇金起汉，两人之所以能够结识，是因为他们都是保守儒学者，坚持穿着朝鲜衣冠[1]457。事实上这时期到北京活动的朝鲜保守儒学者比较多，且多为孔教会而来。 李承熙也是为了征得孔教会对东三省韩人孔教会的承认而来北京的，随行的是次子李基仁和弟子芮大僖(国彦)。芮大僖本来是宋秉璿和宋秉珣的门人，在二宋殉国后流亡到中国东北，追随李承熙、孟辅淳从事独立运动。1914年1月5日晚上李承熙一行抵达北京后，住在前门外西河沿东升客栈。本来金爀约好在这里等他们，可是已经离开了。3月上旬金爀又返回北京，3月9日在法源寺前街大悲院见到了李承熙，向他传达了安东(丹东)、奉天(沈阳)一带韩人情况。 当晚在东升客栈迎接李承熙的是黄海道长渊人赵镛。一说赵镛又名赵克，为日本密侦，当时住在东城灯市口，经营一家韩人理发馆③。1913年1月赵克曾与李同春、李镛、朴正来等人奉延吉厅同知陶彬之命发起成立了垦民会，是否是同一人还有待考证。1914年2月朴正来也到了北京，2月24日向李承熙讲述垦民会及白纯的情况。赵镛应该与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韩人有联系。开城商人梁谨泰1月16日来拜访李承熙，然后就住在了赵镛那里。像梁谨泰这样在北京经商的韩人还有不少。如金台锡1912年9月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廊坊头条胡同。他经营一家杂货店，自己还在印铸局工作，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宽裕。尹永俊，又名尹永德，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从上海移居北京，住在崇文门内官帽胡同。他自1906年起经营一家餐馆，雇有30多名朝鲜妓生，主要为外国军人提供服务。虽然他在1910年加入了中国籍，但是仍与其他韩人有联系，并救济了不少流寓北京的穷困韩人。还有一些韩人在北洋军政机关任职。如朴廷迺本来也是商人，由于会中国语，流亡到北京后，在北洋政府参谋本部担任调查员，住在内城西安门内路北参谋本部内，每月也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与朴廷迺一起任参谋本部调查员的还有曾担任过郡吏的张乃亮，每月收入也有三十元④。参谋本部对北京韩人情况的掌握大概依赖于朴廷迺、张乃亮等韩人调查员，如1914年4月2日参谋本部致京师警察厅函称，“据本部调查员报称，住京韩人数达廿余，良莠不齐，行踪颇堪注意。”⑤ 尹永俊与朴廷迺有来往，但是李承熙到北京后与尹永俊等人没有来往。李承熙主动联系的是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汉城人金羽正。金羽正，本名金翼焕，也写作金益焕或金翼桓，他已经入籍中国十多年了，在通信院任主事，一说在交通部会计局任主事，当时住在西城绒线胡同板桥。李承熙一行到北京的第二天，1月6日，李基仁和芮大僖出门游览北京城，顺便拜访了金羽正。有人说金羽正也是日本高级密侦，1918年林权助曾试图通过金羽正拉拢李始荣⑥，但是在1914年当时金羽正是否已是日本密侦还有待查证。在北洋政府任职的韩人中，更有名的是赵根，他早年与驻扎朝鲜的袁世凯结有交情，1912年11月举家流亡到北京，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入了中国籍，担任拱卫军军需局委员，月收入一百元，住在正阳门内后细瓦厂1号。赵根虽然与金台锡有来往，但是还是有人抱怨他对韩国独立运动漠不关心，也不愿意为独立运动捐款。但是李同春到北京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李同春早年是译官，也与袁世凯有交情，韩日合邦前流亡到中国辽东地区，1910年曾因韩人土地问题到北京拜找过袁世凯，1913年参与组织垦民会。1915年李同春与赵根等人在北京组织新韩革命党，策划帮助高宗流亡北京，后因袁世凯死亡和国际形势变化而未能成功⑦。在袁世凯死后，许多在北洋政府中任职的韩人都不得不离职，北京地区韩人情况为之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