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亚洲主义与南洋研究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亚洲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论述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领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虽然目前的亚洲论述大多着眼于当前的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及其面临的问题，也有一些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亚洲区域主义的史前史(例如产生于19世纪末的亚细亚主义，或称泛亚洲主义、亚洲主义)及其对理解亚洲现势变迁的重要基础。除了建构亚洲近代历史进程及其内涵之外，学者也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词汇和观念，包括亚洲、东亚、中国等。① 大体说来，近代亚洲论述的中心是围绕中国和日本的相互认识和彼此交往而展开的，它注重的是中日两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多层面的互动关系(包括观念、政策和实践)。②现有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在中日之间的双向交往，对南洋在亚洲论述中的作用以及日本对晚清中国的南洋观的影响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少数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滨下武志认为，可以从地缘政治和文化论的角度、周边的角度、海域论的角度来看东亚论与亚洲近代化论。③在其多卷本有关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论著中，汪晖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例，分析了南洋在亚洲叙述中的相对中心地位(包括对南洋内部错综复杂的夷夏关系的探讨)。但是，他认为，这一南洋中心观是服务于魏源“建构新的世界图景”，并以“有效地恢复帝国朝贡贸易体系的传统地位”为基本目的。所以，魏源的“真正动机仍然是考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叙述东南洋、西南洋和其他地区的方式来叙述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魏以“志南洋实所以志西洋”来概括《海国图志》，“说明中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帝国朝贡贸易网络内部的关系”。④ 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对晚清亚洲论述做了深入的分析，她特别注重观念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as)及其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的区域建构中的作用。通过考察梁启超等人的“亚洲人的亚洲”思想，她指出晚清的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了“亚洲”日益显现为一个有助于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概念性和历史性的媒介(空间)，而当时“亚洲”的含义并不稳定：它仍是一个被激烈争论的具有全球、地域和民族意义的范围。许多晚清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开始了把亚洲创造成一个地域想象和政治现实，以及把中国定义为亚洲之一员的斗争”。而新的亚洲不再是任何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它代表一个在近代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地域。在这一过程中，从前划归于中国藩属国的地区(如南洋)被纳入“亚洲”，中国同这些邻邦的联系是这一创造过程的重要一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把中国革命的实践推向亚洲范围内的首要地位，在孙中山对组织机构的新思考中，亚洲将服务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他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泛亚洲概念的影响。“孙中山把泛亚洲主义、日本中心地位和他的中国革命实践整合到了一个有时不太稳定的功能性框架中”。⑤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更热衷于大亚洲主义的宣传，这是由于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他觉得中国有与日本商谈合作的平等地位，他认为通过两国联合、驱逐欧美势力，建设新的亚洲的时机已经成熟。⑥ 在以南洋为中心的论述中，王赓武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注意到晚清朝廷的作用及其争取华侨支持的努力，这不仅使华侨利益政治化，而且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联系一起。⑦庄国土认为，晚清政府出于振兴商务的目的，意识到海外华人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从而开始实施对华侨的保护措施(包括在海外尤其是南洋设立领事馆)。⑧伯纳兹(Brian C.Bernards)则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作家的南洋想象以及“南洋色彩”的建构。⑨廖文辉认为，东南亚关于“南洋”的研究是“从1930年代开始，主要由一批中国南来的学人和报人在马新推动和建立的一种史学研究风气或传统，也即是今人所谓的东南亚研究”，他还指出“南洋研究”主要是由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研究脱胎出来。⑩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新学界的“南洋研究”进入了“华人研究”时期。学者们将南洋研究和华人研究按时间顺序分隔，笔者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在有关亚洲主义的研究中，施蕴玲(Caroline Hau)和白石隆强调网络对于连接日本和东南亚、传播泛亚洲主义的作用。在亚洲区域之外，学者注意到泛亚洲主义同其他思潮(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亚洲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11)有关晚清民初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反应，葛兆光指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主张努力学习和效法日本，但日本未必是当时中国人认同和亲切的对象。在中国并不多的“亚洲主义”言说背后，却表现着强烈的近代性追求，更多地倒是希望融入世界，它体现的是尚未近代化的中国追求富强的意识，隐藏着“更多凸显民族与国家的心情”。(12)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在联合亚洲各国的政要、社会精英过程中，结成亚洲主义团体，积极接受亚洲各国留日学生，培养“兴亚人才”和亲日分子。(13)当时有数以千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在日本受到现代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影响，他们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保卫(和划定)国家疆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14) 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以来被“边缘化”或处于“边缘地带”的南洋及南洋华侨日益引起晚清民初精英们的重视，孙中山更是将海外华侨赞誉为“革命之母”。海外华侨从资金上、人力上、物力上支持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可以说华侨是中国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成员。 另外，观念的传播有赖于大众媒体。刘增合在有关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中指出，晚清以来，封建皇权控制社会的力度逐渐松弛下来，西方政治、文化和资本的强劲入侵，更使得诸如市场、民族资本、文化民族主义等封建国家的异己力量走到历史的前台，形成了针对千年不衰的封建国家的强大腐蚀性因素。作为“舆论之母”和文化载体的民间传媒，在形塑公共舆论方面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承导控的职责。(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