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再估计：1953～2013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1～0030～11

       一、引言

       建国60多年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近两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经济增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沉重地打击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接着，中国政府于2010年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政府4万亿刺激政策退出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下滑明显，资本投入难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此外，随着中国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空间明显萎缩。不仅如此，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加速，带来劳动力成本攀升以及经济活力的下降。总之，中国既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也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那么，中国经济应如何面对这一系列挑战呢?我们认为首要问题在于弄清楚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变化。

       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问题已有大量学者探讨过。其中许多文献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到底源于资本深化还是技术进步存有较大的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源于资本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因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较差。例如1994年Krugman提出了著名的“东亚无奇迹”的论断，他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经济的增长并非来源于效率的提升，而是资源投入的结果，加之由于要素的投入存在边际报酬递减问题，因而很多国家经济增长将停滞不前。张军研究发现1992年后中国经济主要由投资驱动，呈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因而他认为持续此种增长模式将会使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增长问题。①而另外一部分文献对其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大量文献由于各种局限高估了要素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研究认为技术进步、效率以及制度等的提升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②而且加入人力资本后，一些文献还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因而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③

       通过回顾以上文献，我们发现现有文献在研究结论上还存在分歧。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学者在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值的选取上有一定差异，且对于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指标、口径的确定及折旧率的选取上存有较大分歧所导致的。为此，本文重新估计了1952～2013年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且，鲜有文献将人力资本纳入到生产函数来测算1953～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廉价劳动力与出口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有鉴于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1953～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对于合理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增长核算方法

       上世纪5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TFP)概念的提出为技术进步的测量奠定了基础。1957年索洛(Solow)将技术进步加入C-D生产函数中，首次分离出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提出用于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索洛余值”，它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和劳动等投入要素的增长率后的余值。孙琳琳和陈若恩指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必须采用一致的测算方法才有可比性。④目前由于大量文献在测算经济增长贡献时，使用基于C-D生产函数的索洛余值法，因而本文为便于测算结果的国际和国内比较也采用该模型，即假定总量生产函数为：

      

      

       分别代表产出、技术进步、资本以及劳动的增长速度。将索洛余值除以实际产出增长率即可计算出技术进步贡献率，另外在使用索洛余值法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时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

       尽管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创新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创新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因此，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人力资本有溢出效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的重要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引入总量生产函数来测算技术进步以及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