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5)11-0133-12 近年来，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差距还在不断缩小。除企业所有者或经理人控制的内部因素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也是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关键变量。中国作为转轨经济体，外部环境因素，尤其是特定市场的竞争条件及其制度背景与企业生产效率演变是休戚相关的。理论上，市场竞争至少可基于两类机制作用于企业生产效率：一是通过改变企业内的技术引进及研发创新激励；二是基于资源在异质性企业间的再配置。围绕“市场竞争加剧是否会导致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问题，尽管理论界尚存分歧，但来自企业和行业层面的经验研究几乎都对此给出了肯定回答。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也不例外。已有的从市场竞争层面来解读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演变的研究，几乎都将企业所处部门(市场)内部的竞争条件作为推动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动力。事实上，将“市场竞争”界定得如此狭隘，会遗漏很多“背后的故事”。显而易见的是，向制造业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的上游市场(部门)的竞争水平至少会通过如下两个机制影响生产效率：第一，若上游部门处于垄断状况，下游制造业企业在与其进行商业谈判时会处于弱势地位，则下游企业源于“技术创新”的“效率红利”会因上游部门的“敲竹杠”而遭受侵蚀，同时下游企业也会因不得不与中间产品提供者分享其“创新租金”而丧失创新动力，尽管下游部门本身的竞争是充分的(Bourlès等，2010)。第二，上游部门的竞争水平会影响到可供下游企业选择的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品质和成本，并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即所谓的“涟漪效应”波及下游企业，进而影响其生产效率(Halpern等，2009)。若将上游部门(市场)的竞争水平纳入到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决定的考察范畴，“服务”作为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根据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测算显示，1999年、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生产性服务投入在中国制造业企业总投入中所占比率分别为11.7%、12.66%、9.97%、10.19%和10.48%。尽管该数据还远低于发达经济体，但随着中国市场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世界范围内制造业竞争加剧，服务化经营以及差异化战略会成为中国制造业不断提升其投入服务化水平的内在动力。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对服务业实施了包括放松价格管制、实现产权多元化和降低准入壁垒等以“竞争”作为导向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服务业市场竞争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相关性展开研究，不仅可为市场竞争作用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微观机制提供更深刻的洞见，也可为中国服务业领域实施结构性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 受制于服务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关于“服务业市场竞争”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相关性的经验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经合组织成员而展开的。如：Allegra等(2004)基于意大利的经验数据研究显示，困扰上游服务部门的“反托拉斯”问题将会提升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投入成本，企业在产出增长和出口表现上均会受到负面影响。Barone和Cingano(2010)的研究表明更低的服务管制规则确实能提升下游制造业产业的附加值、生产效率和出口表现，且“专业服务”和“能源”领域内的反竞争规则对生产效率增长的负面影响最强。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逐渐改善，最近有少数文献开始将研究对象转向发展中经济体。如：Arnold(2008)、Fernandes和Paunov(2008)、Arnold等(2012)的研究分别针对位于撒哈拉沙漠的10个非洲国家、智利和印度展开，这些文献将上游和下游行业进行严格区分，并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分析上游服务部门的竞争水平对下游制造业企业表现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服务市场竞争加剧会对下游企业生产效率产生积极的“后向溢出效应”。关于中国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相关性问题，国内学者多是基于地区或行业层面的数据展开研究。近两年出现的基于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只停留在“单部门”研究的层面，如：研究“金融服务”(余利丰，2010)和“流通创新”(丁宁等，2013)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关于“服务业市场竞争”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相关性的既有文献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至少在如下方面还存在明显缺陷：第一，关于服务业市场竞争水平的测度。目前已形成两种思路：一是基于市场变量；另一种是基于规则变量。前者比较常见的是采取“服务成本加成”指标和“服务市场集中度”指标，少数学者采取“服务部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等。二是基于对服务竞争相关政策的评价和赋值。如：直接利用或者效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CR)针对东欧转轨国家编制的服务改革指数等。笔者认为，“基于规则”明显比“基于市场”的测度方法更胜一筹。首先，尽管内生性问题并不能完全通过运用政策指标来克服，但跟市场变量相比，政策指标被认为更具有外生性。其次，研究显示，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反映市场结构或市场影响力的指标并不一定与产品市场竞争水平保持线性关系，如：市场竞争水平和“成本加成”之间可能存在类似于驼峰的关系(Boone，2000)。再次，“政策指标”通常是基于相关政策信息组合测算出来的，该指标的覆盖范围比市场指标更广泛，可将凝聚丰富信息的单一规则变量纳入到回归模型且能更有效应对所谓“多重共线”问题。然而，在使用“规则变量”刻画服务市场竞争水平时，如何甄别、赋值和组合相关政策信息，即该指标的编制方法非常关键，否则该类指标很可能因掺杂过多的主观判断而使评估结果出现扭曲。所以在依托“规则变量”进行经验研究时，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显得尤为关键，但大多数既有研究似乎并未顾及这一点。第二，在分析服务市场竞争水平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影响的企业异质性时，既有文献主要是基于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等角度对制造业企业进行区分。而对于企业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获取上游服务市场竞争加剧所致的效率红利，大多数既有文献并未给出充分阐释甚至根本不予解释，这可能会使经验研究结果以及藉此挖掘的政策内涵缺乏说服力。第三，既有文献多数只关注了服务市场竞争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却未进一步深入探讨服务市场竞争水平是否会影响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分布。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既有研究对企业异质性的捕捉不够精细，从而导致目前尚未有学者从上游服务市场竞争水平变化视角来解读制造业企业之间生产效率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