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组织聚焦的全球价值链(GVC)①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平均GVC参与率②已超过50%，出口额中约有四分之一为进口国外附加值，四分之一为供应他国出口的附加值，③印证了在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及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GVC)已成为国际生产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产品价值链的各工序(或价值活动)④不再局限于特定国家，而是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形式由全球范围的企业协调实现，这也是iPhone手机背面印上“加利福尼亚苹果公司设计，中国组装”的原因所在。目前，如果继续将产品提供视为不可分整体，许多经济现象将被曲解，而跨国公司进入(或外资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通常认为，跨国公司密集进入中国高资本高技术制造业，提升了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而其携带的先进技术又可为国内企业带来正向溢出效应，故跨国公司进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具有优化作用。⑤然而，尚且不论未达成一致的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在GVC参与率已经达到59%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⑥就应该以GVC的视角重新诠释。首先，跨国公司进入虽能增加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却可能无益于提升高资本、高技术工序占比。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并未转移整条价值链，而是在母公司和中国子公司之间构建内部价值链分工体系，只向中国转移产品价值链的部分工序。全球贸易额的33%由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构成(UNCTAD，2013)，⑦也印证了这种分工模式的普遍性。此时，即便跨国公司进入高资本、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工序也可能仅仅是价值链中劳动力最密集的部分，其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甚至低于其他产业。其次，诸如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等产出构成指标也已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的产业结构。因为在GVC下，产品提供不再由一国独立完成，而是多个国家合作实现，此时，提供同一产品的国家承担的工序往往相差甚远。例如，同样是笔记本电脑产业，美日韩等国以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部件(如CPU、操作系统、芯片组、LCD面板等)生产为主，中国台湾主要从事产品设计，而中国大陆由一般零部件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构成(张纪，2006)。⑧这也是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在18%至36%之间，而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仅为6%⑨的原因所在。Amiti & Freund(2008)和姚洋等(2008)对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的分析发现了类似现象。 本文旨在采用GVC的视角，以工序构成代替产出构成作为产业结构的测度，深入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制造业产业结构是经济质量的重要体现之一，其转型升级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下，厘清跨国公司进入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不仅估计了跨国公司进入影响产业结构的方向和大小，而且探讨了跨国公司的产业结构效应的特异性和这些影响产生的途径。 本文做了如下几点创新：第一，借鉴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用任务贸易替代产品贸易的做法，用工序构成替代产业构成衡量产业结构；第二，采用了Porter(1985)的界定，将企业所从事工序的构成情况定义为企业价值链，它在工序分工存在的情况下不同于产品价值链而具有企业特异性；第三，扩展传统的生产函数，使之能够模拟企业价值链包含多个工序，并使用其他企业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的事实，该生产函数是对异质性企业模型的扩展，赋予企业新的异质性来源——价值链异质性；第四，从企业价值链中抽象出四个属性——增加值率及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⑩发现并证明了它们与企业价值链之间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不存在的相关性；第五，同时考察了跨国公司的工序转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最后，拓展了企业层面GVC的研究，因为既有文献主要从贸易的视角关注直接与国际市场关联的企业(进口或出口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或研究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张杰等，2014)，或研究企业嵌入GVC的程度和位置(Chor et al.，2014)，而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的GVC效应及其对非贸易企业价值链的影响。 本章后续安排如下：首先综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可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然后介绍计量分析的框架和样本的选择；再从四个层面展开计量分析；最后总结本文。 二、理论和现实背景 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据《世界投资报告》估计，2013年约80%的全球贸易由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部贸易、非股权契约模式和公平的市场交易等形式实现(UNCTATD，2013)。而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2年，作为GVC分工的重要表现，中国加工贸易中近80%也是由跨国公司完成。主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总伴随着工序转移，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