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却并不均衡，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如何理解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Solow，1957)、人力资本(Lucas，1988)、技术创新(Romer，1986，1990)等条件，但是这些因素是内生的：“这些因素不是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增长”(North and Thomas，1973)。由于传统增长理论的内生性问题，经济发展理论更为重视了对于制度因素的探讨。North等揭示了制度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作用，认为明晰和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1981，1990)。在对制度的实证研究中，通常有3种基本思路：第一类文献强调宗主国的影响和制度移植，主要关注殖民地所继承的法律传统(La Porta et al.，1997，1998，1999；Djankov et al.，2002)、宗主国的经济模式(Lange，Mahoney and Hau，2006)、殖民时间长短和宗主国差异的影响等(Feyrer and Sacerdote，2009)；第二类文献则讨论殖民地的资源禀赋对制度的直接影响，如Engerman和Sokoloff(1997，2000，2002)分析殖民地的农作物和矿产资源对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程度的影响，这进一步塑造了不同的制度，最终影响了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第三类文献则侧重探讨殖民地环境对殖民者行为和动机的影响(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此外，在理论分析层面，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政治权力通过塑造经济制度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机制。 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既然制度是重要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又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呢？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研究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Montinola et al.，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Qian and Xu，1993；Qian and Roland，1998)，“晋升锦标赛”理论(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Maskin et al.，2002；Edin，2003；Li and Zhou，2005；周黎安，2007；徐现祥等，2007)，“经济发展战略理论”(Lin et al.，1994，1996；Lin，2003)，和“中性政府理论”(姚洋，2009；贺大兴、姚洋，2011)。现有文献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经济分权和地区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Xu，2011)。 但是，现有的理论还不能很好地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诺斯悖论”揭示了统治者一方面有通过界定和保护产权从社会产出中获得收益的动机，但是另一方面又存在掠夺市场最大化自身垄断利润的冲动(North，1981)。具体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会积极推动制度变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杨瑞龙，1998；杨瑞龙等，200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会采取掠夺性策略进行恶性竞争(周业安等，2008)，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滋生腐败(姚洋等，2003)，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也会出现在这两种角色之间的转换(陈抗等，2002)，并且在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竞争策略也有所不同(陶然等，2009)。总之，经济分权下的竞争可能是“趋好”的，也可能是“趋坏”的(张军，2007)。问题在于，什么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是“福利之手”，倾向于参与“趋好”的竞争，而在何种条件下地方政府可能是“掠夺之手”，倾向于参与“趋坏”的竞争？ 回答上述问题必须要解释各地区实际经济政策的异质性问题。尽管中国的正式政治制度在全国各地是高度一致的，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政策一直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并导致了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①。不过，这些经济政策都是内生的，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显然，这可能源于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的差异性。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下级官员的任免权是由上级官员所掌握，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工作目标倾向于迎合上级的需要。如果政治权力在精英之间的分配过程完全是制度化的，那么上级官员就会根据某种稳定的、客观的评价指标来进行权力的分配(如某种客观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但是，权力分配的规则往往是由少数精英根据自身的利益所制订的，这未必能够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相一致。那么，是何种政治机制导致地方官员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会保护基层干部或者群众的利益？ 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的权力分配过程并不是制度化的(由于缺乏确保权力分配制度化的“制度”)，政治精英之间经常会出现权力冲突②。例如，地方官员可以联合基层干部或群众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政治攻击的理由可以依据党纪国法，也可以基于完全政治化的、路线斗争式的借口(当然，这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更多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如果一个地方官员在自己的下级干部乃至基层群众中缺乏支持者，那么就很容易会被对手找到弱点，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