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1-0141-1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中国广泛参与战后国际事务讨论，如联合国粮农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通商会议等。学界对此已有若干精彩的个案研究。相较而言，国民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尚属薄弱，目前国外学界未见专题论文，国内学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注以国际金融领域的学者为主。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该组织之后，国际金融学的相关学者对其运营机制集中研究。历史学界亦从宏观层面分析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兴衰过程、原因和影响，但考察国民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文章尚付阙如。① 事实上，国民政府在1943年年初接到英美两国战后货币改革计划之后，给予高度重视。经过多次讨论比较之后，得出“英案较为有利”的结论。但出于对战后世界大格局和中国自身财政状况的考虑，中国代表团在当年7月华盛顿专家会议上采取了以美案为讨论基础的务实态度，协助美国推动《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下文简称《专家联合声明》)。以此为基础，美国于次年7月召集44个成员国在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最终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下文简称《协定》)。本文利用相关档案资料，还原国民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前后的活动，并探讨在战后货币领域制度化合作中其角色预期、实际考量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 一 英美战后国际货币方案之比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英美两国已经开始对战后国际货币领域合作提出设想。1941年9月，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签署《大西洋宪章》之后不久，英国财政部官员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起草了《关于国际清算同盟的建议》。同年12月底，美国财政部长助理、钱币司司长怀特(Harry D.White)应财长摩根索的要求(Henry Jr.Morgenthau)提出“对盟国之间货币和银行行动的建议”。 英美两国不约而同地对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提出制度性安排，其背景各不相同。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发生实质性变化，开始主动在战后国际政治、外交等方面承担领导责任，需要对财政经济制度作出相应的安排。英国则为了处理英美之间租借协定谈判中的一些难题，由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国际化的贸易非歧视方案。上述方案首先在英美之间进行讨论，直到1943年初，英美向其他国家提出各自的文本。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先后收到英美提案。②同年4月7日，《纽约时报》正式发布了美国财政部提出的国际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计划③。 英美在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安排上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制度文本上，而且还体现在整个商讨过程中。1943年5月至1944年4月约一年时间内，英美之间的正式谈判和民间学术组织的非正式沟通贯穿始终，而与其他46国广泛磋商，以及其中更小范围的18国轮番磋商，仅仅耗时两个月左右(1943年5-6月)。国民政府高层中首先关注此事的是外交部长宋子文。1943年4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指出，应该从战略高度对英美提案加以考量。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直接关乎战后中国有无机会向英美获取大宗借款，还与战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相关。其“为联盟国之确立世界秩序具体计划第一次之尝试，即重大之政治问题，牵涉我将来政治地位者，亦当在讨论范围之列……英美两国对苏联均有迁就之可能，苏联在平衡基金中心组织(即英美筹议中的货币基金组织——作者注)之地位，或将超出其财政经济应得地位之上”。鉴于其重要性，他建议中方派既懂经济技术又具有政治眼光者，以政治手腕作有力之争取。④ 国民政府很快组织专家对英美两案进行讨论。1943年4-5月，王世杰、贝祖贻、顾翊群、蒋廷黻、陈光甫、张嘉璈、俞鸿钧，美籍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等人针对英美方案中的各项条款进行了多番比较，形成以下原则和意见： 1.英美两案性质异同：美国所提出的“基金”和英国所提出的“清算同盟”概念相异。其差异体现了英美两国对战后货币安排的不同主旨，美国旨在“协助币制稳定”，英国则侧重“造成一种环境，使有利于世界贸易之大量扩展与稳定”。⑤杨格指出，在进行整体考量时首先应该看到英美两案在出发点上相互契合，即都旨在实现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稳定。且就专项条款分析，英美两案共同点达十处之多。⑥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亦提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实力不足以对美竞争，尽管两国计划存在差异，但并非对抗性质。且英方在议院讨论尚未开始之际便体现出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倾向。⑦关于国际货币组织的性质，中国专家认为，不管英美提案有何区别，都不能成为少数大国控制下的干涉他国内政之超级政府。 2.中国地位：中国之地位应该由其分摊额度体现。顾翊群、俞鸿钧、刘大钧等人均认为，英美两案对中国都不够重视。尤其在份额计算公式上，不能仅看到中国战时财政能力，更应充分认识到中国之潜力。在现有计算公式基础上，还应将中国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纳入考虑。作为重要盟国，中国在战后国际货币组织中的地位应该次于英美、位列第三，在苏联之前。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