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废科举兴学堂之影响极其深远，民国代清与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和海外游学迅速兴起，由此出现了迥异于传统士子的新式学生群体。由于知识观念的更新和上升途径的改变，新学生与清政府日益疏离。在时代思潮的推动下，新式学堂内的民主革命气氛浓烈，学生群体的民族民主意识勃兴，与校外的革命运动声气相通。一些革命党入托办学之名行革命之实，将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社会功能的学堂变成了革命的枢纽机关。1906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在晚清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关系，学界已有论及，但大多是在叙述其早期历史时顺带提及，并无专论①。本文以中国公学为考察对象，透析新式学堂与清季革命之关联，以深化对于清季革命思潮的实际影响、革命党的辐射网络以及新式学堂在清季革命中的角色与功能等多个问题的认识。 一 革命党与中国公学的创立 中国公学，是部分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取缔规则》)集体罢课后，归国在上海创办的学校。 取缔风潮发生的直接起因是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2日颁布了《取缔规则》。《取缔规则》共有15条细则，另加一附则。该规则以整顿不合格学校和取缔品性不良的留日学生为由，加强了清政府留日学生监督对学生的管理权，部分规定涉及限制留日学生自由的问题，还有对品行不良学生的管束规则。这些规定刺激了留日学生的民族自尊心，由此引起留日学生群起反抗，并进行罢课抵制，演成大规模的抗议风潮。 取缔风潮的发生与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留日学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由此引起清政府的疑忌。为整顿留日教育，打击革命派，清政府急需日本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日本政府为迫使清政府在东三省善后事宜的交涉中做出让步，于是颁布《取缔规则》，加强清政府驻日使馆和留日学生监督对中国学生管束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政府希望限制革命派在日本发展的要求②。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留学生之中，属革命派者甚多，彼等经此次省令，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也”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政府发布取缔规则实际有针对留日学生中革命派的目的。 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风潮，深受革命派之影响。发动风潮者大多是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且多为同盟会中的激进派。留日学生在风潮中分为两派，与同盟会会员对该事件意见不统一有关。据《胡汉民自传》载：当时，宋教仁、胡瑛等主张留日学生全体退学归国，谓即可从事革命。胡汉民等则坚决反对，认为此次纵出于最恶之动机，也可以运动打消之，且同盟会新成立之机关报(《民报》)，刚发刊第二期，若一哄归国，无异为根本之摇动，使仇外者快意。至谓相率归国即行革命，尤属幼稚之见④。由于意见分歧，留日学界中主张罢课归国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联合会负责，主张复课的一派组织留日学生维持会负责。在抗议风潮发生之始，联合会占据主导，并推动风潮的持续扩大，但到后期，因部分同盟会会员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大大地影响了留日学生的心理，故抗议风潮声势逐渐衰退。 清政府在应对风潮的过程中，对罢课学生进行安抚，广为劝导，力图平息罢课风潮。为孤立革命党及归国学生，清政府派官员驻沪负责遣散归国学生事宜，劝令学生迅速回籍，不准在上海逗留⑤。当时由清驻日公使杨枢通知日本各校，对于风潮中的领导者胡瑛、田桐、宋教仁、韩汝庚等人“概不收容”，并奏请清政府“咨行各省督抚，通饬内地各学堂不准收录”⑥。到1906年1月中旬，留日学生返校复课，归国之学生大部分或返回原籍，或返日复课。由此，取缔风潮渐止。 在日本的罢课风潮虽然逐渐停歇，但是部分留学生归国自办学校的计划与行动并未废止。虽有督抚所派官员的劝抚和日本文部省的和缓措施，以及维持会之复课倡议，然经联合会之鼓动，仍有部分留日学生出于义愤坚持罢学归国。据当时的《申报》记载，1905年12月11日归国人数仅有231人，而至12月15日，则达到2000余人，运送行李之车仍复络绎不绝。归国的留日学生人数最多时计有“三千余人”⑦。 1905年12月21日，留学生总会推举担任招待的刘棣英、朱剑、吴勋、王敬芳4人抵沪后，设立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于派克路东升里，筹划兴学事宜。1906年1月9日，留学生总会事务所开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举定总会职员，正干事刘棣英，副干事朱剑，此外还有庶务、会计、书记、调查、招待等职员。1906年1月13日，由于日本文部省部分修改《取缔规则》，清政府留日监督处要求所有归国学生返回日本复课。归国学生召开各省代表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定行止，议决：“我辈归国初心为兴学耳，勿论东京交涉为失败之交涉，纵不失败，长此俯仰随人，长依赖外人之根性，堕独立国民之精神，非丈夫也，我辈只知兴学挽回教育权耳，不知其他。乃以多数之决议为兴学之初步。”⑧且经决议，定校名为中国公学，并公推刘棣英、朱剑、马君武负责起草学校章程。1906年1月17日，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确定学校章程，并举定学校机关与职员。至2月28日，中国公学开堂授课，计收学生260余人，共分有高等甲、乙两班；普通甲、乙两班；另有师范班、理化班。3月4日，学校租定越界筑路之北四川路底新靶子路作为校址。同日，中国公学行开校礼。 在取缔风潮中，罢课归国的学生仅为留日学生的一部分，而真正坚持留沪自办学校，未返日复课的学生更属少数。而这少数坚持自办学校以维护民族尊严，践行民族自立的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中国公学的发起人大多数是名隶党籍的同盟会会员，如担任副干事的朱剑后来成为同盟会江苏分会的重要成员，担任庶务的姚宏业和谭心休都是华兴会成员，后来担任干事的张邦杰和黄兆祥、学监彭施涤和梁维岳、会计孙性廉、教习马君武等都是同盟会会员。据张承标回忆，当时留在上海的300余人中，加入同盟会籍者40余人。后在上海加入者更多，将近百人⑨。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被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非无故。当时从日本回来的学生有多少是革命党，虽然没有调查，但川人中如朱芾煌、但懋辛，就是其中一二。后来我加入同盟会，也是他们介绍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