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5-0037-12 近代新式学会是学术研究者根据兴趣、爱好及共同理想而组织的现代学术共同体。它以近代学科为基础而设立，其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它不仅召开自己的学术年会，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切磋相关学术，交流研究心得，而且发行自己的专业杂志，发表会员的学术论文，推动本学科学术研究之发展。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创办会刊与举办年会，是中国近代学会最重要之事业及主要活动方式。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学科引入与学会建构，旨在推进学术之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反过来又促进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确立及学术发展。故学科、学会与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一、西方新式学会之移植 古代中国有着久远之士人结社传统，并在明末达到高峰。此乃晚清士人接受西方新式学会之思想根基及组织基础。但传统士人之结社圈子极小，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往来，即偶有讲习学问者，亦缺乏分科研学之分工，与专业分工明确之近代学会差异较大。会员一律平等、讨论问题只膺服真理而不论官职和权力大小、学会首领由选举产生等近代学会之基本特征，是传统士人结社所不具备的。至于近代学会所具有之其他重要职能，如须按专业学科设置、须有会员共同遵守之章程和固定宗旨、须有定期之学术活动并发行报刊等，更是“会友辅仁、相聚讲求”之传统士人结社难以具备的。 近代意义之新式学会，既不同于汉、唐、宋、明诸朝之“朋党”，亦不同于古今不绝之下层民间结社，还有别于士人间之雅集酬唱，而是近代中国处于转型中之读书人(士绅)集结而成的群体组织。晚清最早西方意义之新式学会，乃由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所组织。甲午之后，中国士人“合群”观念萌动，并将“开会”作为“合群”之手段。西方诸国因组织学会而强盛，中国因无学会以合群而贫弱，故欲求富强之道，必从组织“学会”开始。康有为介绍西方学会云：“外国凡讲一学，必集众力以成之，固为集思广益，劝善相摩，亦以购书购器，动费巨万，非众擎则不举。故考天文则有天文之会，凡言天文者皆聚焉。”①讲学即为一种“合群”方式，结社之目的乃“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故新式学会为士人“智识交换”之组织。欲广联人才以开通风气，必须提倡学会。康氏《上海强学会序》云：“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②对兴学会之重要性作集中阐述者，当推梁启超。其云：“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诸学分会，未能骤立，则先设总会。”对于学会之设置，梁氏之设计为：一是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会，有矿学会，有商学会，有工学会，有天学会，有地学会，有算学会，有化学会，有电学会，有声学会，有光学会，有重学会，有力学会，有水学会，有热学会，有医学会，有动植两学会，有教务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二是各地广立分会：“一省有一省之会，一府有一府之会，一州县有一州县之会，一乡有一乡之会，虽数十人之寡，数百金之微，亦无害其为会也。”③其视组织新式学会为中国自强之术。 晚清士人创立之新式学会，首推京师强学会。1895年11月，康有为发起、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译书局，其宗旨乃为开风气，开知识，合大群，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专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云：“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厉而出，合众人之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之思，则阅见易通。”强调组织学会对促进学术交流、促成学术人才及学术发展之重要性。该会刊行《中外纪闻》，日刊一册，由梁启超任主笔，麦孟华任编撰，选登阁抄，译录新闻，刊载格致有用之书；每十日集会一次，发表演说。从这些活动看，京师强学会乃为具有西方近代学会性质之新式社团。 继京师强学会后，康有为等人复创设上海强学会，作为学术研究及文化交流之社团。其宗旨云：“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者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④康氏草定之《上海强学会章程》，强调了新式学会对士人交换学术见解、切磋学问之功能。其云：“今此会使海内学人声气相通，以期增长，是入会之大益，既无隔碍，且合海内之才士联结讲求，庶自强有基。”⑤ 晚清士人引入西方新式学会，与移植西方新式学科门类是同步的。康有为按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之特性，力使学会成员分科研学，借以促进学术进步。康氏设想之研习科目，除了中国旧学外，已包含有当时输入之西学各门类，研习重点集中于经世之西学科目。为使学人“声气相通”，会员们分科研习而有心得，便可以在学会内进行交流；其交流方式除了当面质疑、来函问询外，还要钞存备览、刊刻流通：“入会诸君，原为文学起见，其有疑义，可函询会中讲求，当询通人详答。其有经世文字、新论新法，可寄稿本局，经通人评定，或钞存备览，或刊刻流通。倘发中西未得之新理，加酬奖赏，标其姓名，以收切磋之益。”⑥ 从康有为拟定之章程看，上海强学会尽管尚有传统士人集会问学之影子，受明清士人结社以研习学问之传统影响较深，但该会有着完备的章程，明确的宗旨，固定的会所，和详细的学会经营计划，将译介西书、创办报纸、开大藏书楼、设办博物院作为学会经营之事业。同时，其研习之学问并非仅局限于传统“四部”之学，包括了当时各种西方新学知识，并特别注重新式学会在研习学术成果交流上的功能。这些情况均反映出上海强学会已经不是传统士人之结社，而是处于转型中的知识人按照西方近代学会原则创建的新式学会，已经具备了近代学会之基本条件。 戊戌时期许多士人意识到兴办学会、集合同人以研习各种学问之重要性。康有为创办上海强学会之际，汪康年亦拟定《中国公会章程》，对兴办新式学会之目的、新式学会与传统会党之异同、新式学会之事业作了集中阐述。其云：“公会者，所以保吾华之圣教，使不至日渐澌灭也；所以保吾华之种族，使不至日渐沦胥也。”他认为“自党会之禁严，而人心愈散涣。兹立此会，务欲使天下人之心联为一心，天下人之气联为一气，将拯衰弱，俾臻富强。”⑦从这些规定看，中国公会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和政治色彩，是为了联络天下之人“拯衰弱”、“臻富强”，并非纯粹的学术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