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79(2014)02-0201-16 宣讲历来被当作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对原有的宣讲加以变革，建立了宣讲所。目前学界关于清末宣讲所的研究尚不系统，相关的成果多见诸于有关社会教育的研究中，主要有台湾学者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该书论述了宣讲所的发展概况、内容以及设立宣讲所的机构[1]65-93。刘正伟的《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2]262，书中涉及了清末的江苏宣讲所。台湾学者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回顾了清代宣讲的发展过程，并论述了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以及太平天国、知识分子的宣讲活动，但没有涉及宣讲所[3]。裴文玲的《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一文列表阐述了1907-1909年间全国宣讲所设立的情况和各省宣讲所的经费收支状况，介绍了宣讲所举行宣讲的时间[4]。刘晓云的《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述评》论述了北京地区宣讲所的创办、宣讲的内容、宣讲员的培训以及宣讲的场合和地点[5]。韩艳明在《清末直隶教育行政体制研究》一文中认为宣讲所是由劝学所设立的，并介绍了直隶地区的相关规定[6]。吕晶的《清末直隶社会教育探究》认为各种学会组织的演说是早期的宣讲形式，而劝学所成立后，宣讲被作为一种普及教育的形式而被广泛采用。此外还介绍了直隶宣讲所的数量，宣讲的内容、时间、宣讲所的经费来源以及宣讲所开展的其他活动[7]。 上列著述是对清末宣讲所的开拓性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如下：第一，相关研究不充分，深化的空间巨大。如刘正伟的《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一书是在论述江苏教育近代化时附带提及清末江苏的宣讲所[2]262；刘晓云的《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述评》局限于北京城区创办的宣讲所，就连同属顺天府管辖的五州十九县都没有涉及[5]；韩艳明的《清末直隶教育行政体制研究》介绍了直隶地区有关宣讲所的规定，但却是一带而过，比较简略[6]。第二，由于研究资料等的局限，对宣讲所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如李孝悌认为《黑奴吁天录》等“富有时代意义的题材”乃宣讲员的自作主张，而事实则恰恰是清政府《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中规定的书目[1]65-93；裴文玲的《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列表阐述了1907-1909年间全国宣讲所设立的情况和各省宣讲所的经费收支状况，但其文中提出“1907年，除安徽、四川、广东、甘肃、新疆五省外，其余各省均已设立了宣讲所(奉天、黑龙江、湖北三省设立的未列出)”[4]，事实上，除安徽外，四川、广东、甘肃、新疆五省在1907年已设有宣讲所；吕晶在论述直隶地区的宣讲所时，将官方与民间所办之宣讲所混为一谈，实际上多数关于宣讲所的规定都是针对官办的宣讲所提出的，并不完全适用于民间创办的宣讲所[7]。 总体而言，学界虽对清末宣讲所有所触及，但宣讲所究竟都由哪些机构设立？分为哪些类型？特别是政府在各地设立宣讲所的实际情况，宣讲的书目、内容，实际的效果等，均缺乏系统的论述。就研究的史料而言，大量记录宣讲所的报刊与地方志等资料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以致对宣讲所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笔者之所以著是文，基因与此。 一、宣讲所的设立 宣讲所设立于何时？谁又是设立宣讲所的主要推动者呢？台湾学者李孝悌认为：“和阅报社一样，1910年代宣讲所的设置，先由私人开其端，政府接着跟进，并试图将其制度化。我们先举几个民间设置的例子。天津除了东门外的天齐庙宣讲所一鸣惊人外，在1905年，又在西马路添设一处，与其他城市相比，可以说是领先群伦。”[1]85按照这种说法，是民间最初创办宣讲所的，但却没有后续的论述加以证明①。而且这段论述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天津东门外的天齐庙宣讲所，并非民间设置，而是官方设置，主要倡导者就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天津学董奉袁宫保面谕，于天津设立宣讲四处，以实行社会教育，兹先于天津东马路天齐庙内设立一处，于六月初一日晚八钟开讲。”[8]而西马路宣讲所则应当是袁世凯要求设立的另三处中的一处[9]。 我们认为，清末宣讲所的设立主要是一种官方行为，民间人士②与外国传教士③也设有宣讲所，但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上均不及政府设立的宣讲所，故不作为本文论述的范围。 宣讲历来被当作加强民间教化的重要手段，受到各个王朝的关注。明清以来，宣讲日趋频繁，也逐渐趋向于规范化。定期宣讲在清代成为一种制度，政府要求“凡直省州县乡村等地方，均设立讲约处所，由地方官‘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向百姓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等，务必‘明白讲解，家喻户晓’。同时规定各州县教官要‘不时巡行宣导’，如地方官奉行不力者，由督抚查参，京师则责成五城、顺天府及大兴、宛平二县实力奉行。”[10]直至清末，政府的宣讲一直遵循着这个模式，但是依然没有一个专门的宣讲机构。 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意识到开启民智对于国家稳定和富强的重要性，部分官员开始对原有的宣讲加以变革，增加新内容，变革旧形式，力图整合并动员民众力量。赵尔巽认为“宣讲之足以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者，其功较之立学堂，阅报章尤胜倍蓰”，“中国之宣讲即外国之演说”。他在1903年提出的十四条宣讲章程可以视为宣讲所建立的先声。“1.各属教官每月以二十日分赴城乡各处宣讲，以十日在署办公休息，遇有考事准其暂停，仍先期谕知城乡各处居民知晓。2.每年津贴各属教官每员银四十两，由善后局筹发，各该地方官按期代领转发。3.各教官须预将该处城乡里数各乡各镇各村地名、方向，绘具一图，编出路径，由近及远，圈绕一周，或以四乡分为两圈，如以东南为一圈，西北为一圈之类，十日一圈，回署休息五日，再赴彼一圈，再回署休息五日，如此周而复始，各按地势期于无遗无复。4.宣讲《圣谕广训》《劝善要言》，次即讲各项饬行新政，《谕旨暨告示调和民教》《谕旨暨告示并各种说帖》如福音教会送来伦敦会调和民教章程之类，又次即报纸如《北京京话报》《杭州白话报》《北京启蒙画报》、湘省通俗报白话报之类，其非俗话之报纸恐乡人不能明白，亦必须以白话演说之，又次则劝修水利，劝广种植，劝开蒙学、女学，劝讲蚕桑，并随时随地劝令禁止各项恶俗如争讼、斗殴、烟赌、花鼓戏以暨溺女虐媳各事。5.每月所讲可将各种预先编定每种择其于该处最切要者先行宣讲，不嫌重复亦不妨更易，而总须于编定之外随事指点，或反以诘问方能活泼精神易于感受。6.各属教官须将每月所编白话讲义开折送阅，以凭稽核，其随地随时即事点染者可叙入，可不叙，以免钞胥之烦。7.教官下乡时不许舆从纷烦，十里二十里之内大可步行，远者或乘一小轿，万不可多带仆从沾染官场习气，盖下乡宣讲本欲与田夫野老乡妪孺子相问答，舆从宣阗便多隔阂。8.宣讲时除朔望日应顶帽衣冠外，其余盖准其照常便衣以资简便。9.教官下乡不准有需索供应摊派车马等事，即一酒饭之征，亦不准稍滋扰累，如违准各乡控告究办，惟茶水可听各处代备。10.宣讲之时，不论民之听否，有人非议与否，总须逐篇详细讲说，化之以渐，持之以恒，自有效验。11.各教官如能于所指应行宣讲各种外，另以己意编成白话劝俗文，果能志趣正大发挥透辟，准其呈送来辕，以便选择刊刻，饬属传布通行。12.各教官到乡宣讲如查有老成硕望，学校名流堪任宣讲之责者，引为同志。劝其助讲，则该乡之事即可托之，以期渐推渐广，能引助一人者记大功一次。13.各教官如能勤慎任事，确有实效，准地方官查明胪举汇案详请保奖，怠惰不力或敷衍宪事者资明亦即□□。14.宣讲须□力健壮，口才敏捷，各教官中有自揣年老多□□□，或有嗜好难胜劳苦者，准其自行请假，除有嗜好者不计外，余者当另筹安置以免尸位。”[11]上述宣讲章程其设定的宣讲内容较以往有很大变化，在宣教之外增加了开启民智的内容，但宣讲教官则仍有明显的官员做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