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对此，不同的注经著述有着大同小异的诠释，均将之作为儒家义利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有人如此解说：“仁者以身发财，不仁者以财发身，此一道也，存乎其人之仁不仁而已。”①还有其他的解说，诸如“仁人有财，则务于施与，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贪于聚敛，以起财务成富”②；“仁者以财发身，但是财散民聚，而身自尊，不在于财；不仁者只管多聚财，不管身之危亡也。”③《礼记集说》的解释更为详细：“仁者以爱人利物为事，损上以益下，财几于散矣。卒之人怀其惠，仰若父母，何荣如之，是财虽散，而身日起也，故曰以财发身。不仁者以剥民利己，为事苛征而虐取，财非不聚也，卒之民不堪命，疾视若雠，祸孰甚焉。是财日起而身益危也，故曰以身发财。”④说明，“以身发财”和“以财发身”实际上是“重利”与“重义”，或曰“以利制义”与“以义制利”的重要区分。传统意义上的“以身发财”是贬义的，是指“不仁者”只知聚财致富，不顾其社会效应。正因为“不仁之人，惟知有财，不知有身”，所以“虽能聚敛其财，而身反蹈于危亡矣”⑤。 传统经典关于“发财”与“发身”的评价与臧否固属精到，但亦不无可议之处，因为如果不能“发财”，则没有“以财发身”的基础，说明适度的“发财”从逻辑上讲也是必要的。如果说“发财”之于“发身”的重要性在自然经济社会尚未突显，那么降及近代，当社会物质生产与财富生成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之际，“发财”的基础性意义就变得十分明显了。尤其是在新式企业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个资本积累与经营拓展的阶段。对于创业者而言，这就是一个“以身发财”的过程。随着近代企业精神与产业伦理的出现，对于“以身发财”的价值评判已与传统有异。在近代实业发展加快、商业竞争加剧的语境中，“以身发财”反映的正是企业家艰苦创业与开拓经营的历程。 不过，传统思想中关于“发财”与“发身”关系的思考，对于评价近代企业家的创业观与经营观仍不无启迪作用。因为无论“以身发财”还是“以财发身”，不难发现二者有两项共同的对象要素：其一为“财”，其二为“身”，一个共同的动作要素就是“发”。实际上，探析“以财发身”和“以身发财”的关系，在于说明“如何致富”和“致富后为何”等问题。顺着这一思路，考察近代企业家的创业过程，对相关史实可能会有新的解读。在这方面，著名实业家张謇就可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 评价张謇创业方面的“以身发财”，已不能用传统的“不仁”思想；相反，张謇创业本身恰具有较高的国家与区域关怀目标，具有“仁”的意旨。我们之所以袭用“以身发财”的说法，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张謇创业的曲折历程、社会效应与历史借鉴。考察张謇的“以身发财”，是希望厘清张謇个人在创业过程中的真实功效，进而探究张謇本人的“人力资本”对于大生系统企业经营运作的实际影响⑥。而关注张謇的“以财发身”，则有助于解析张謇创业的价值追求与终极关怀，以期明了在历史的坐标中，社会效应而非经济效应当为检验企业家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人力资本”是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用于分析企业员工的素质与数量，很少指向企业家本人，本文在这方面指意有所扩展。笔者将张謇个人的“人力资本”分为“身份资本”与“身心资本”⑦，相信这也是衡量其他近代实业家可资借鉴的学术理论思路。 二、张謇创业的“身份资本” 中国是一个注重名望、身份与地位的社会，时在晚清，社会等级严格，身份标识明确。身份和地位较高的人群，可以更多地接近行政资源，减少投资——包括实业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的机会成本，并且增加投资的垄断性，进而产生更多的收益回报。 张謇很早就成为东南名士，据其子张孝若记述： 我父三十岁以后的才名，就一年一年的大起来。当时的督抚名公，没有一个不想罗致他到幕府中，引为自重的。大家也晓得，我父亲才调出众，做叙事论理的文章，在其时很出名；加之替府主办事策划，非常的忠勤刻苦，所以名气一大，交相延誉的人就多，大有一得我父，身价顿增的光景。⑧ 不过，张謇毕竟只是一个著名的幕僚文人，虽然结交过吴长庆、袁世凯、沈葆祯、藩祖荫、翁同龢等人，但社会地位有限，在中国政坛基本上处于一个从属地位，不具备独立进行“社会投资”的条件。 但他的“身份资本”无疑在他高中状元之后达到最高值。由于点魁之前，张謇已早有文名，其名人效应又在他点魁之后产生了叠加，使张謇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一名“著名的状元”，其“身份资本”价值大为增加。 “身份资本”可以用于各方面的投资，诸如行政、文教等领域，这也是金榜题名者的常规选择。但张謇则别具创意，决心另辟蹊径，创办实业。这对张謇而言，无疑是一项风险投资。不过，在他的创业过程中，“身份资本”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张謇的“投资”转向，张孝若有这样的记述： 我先前曾经说过，有了名的人要做事。甲午以后，我父有了大名……反而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和打算。但是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他能够帮助你，也能够破坏你；如果民间做事，能得官力帮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那个时候恰逢着张公之洞做两江总督，他向来对我父亲很信重，先就请我父总办通海围练，结束撤防后，接下来就和我父说到振兴商务等事，我父本来认定这条路走，所以一谈就谈得很投机，很融洽。……张公在南京时，因为中日订了马关和约，内中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工厂的一条，就想自己捷足先登去办厂，不要等日人藉口。就计议在长江口的南北，苏州和通州二处，各办一厂，苏州厂请陆公润庠办，通州厂请我父办。我父因为和他的本意非常适合，而且国强，一定要着实做到普及教育和地方自治二件事，然而没有钱是办不成功的，于是就决定先办实业，有了钱以后，再办教育和地方自治，就立刻答应了去兴办这件事。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