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各级学校系统一般循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发生，即从较高等级的学校向较低等级的学校逐级向下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下延型学校系统”；从较低等级的学校向较高等级的学校逐级向上延伸而形成的系统，称为“上升型学校系统”。先行的西欧发达国家属于下延型学校系统，而后起的美国则属于上伸型学校系统，起步更晚的日本则是参照别国体制而一举确立学校制度。①中国作为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其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究竟经历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本文认为其发生路线既非美国那样的上伸型，也非西欧国家那样典型的下延型，而是一种非典型的下延型。 杜威曾经说过：“从整体上看，学校制度(系统)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主要是一批专业学校——特别是法学和神学学校。我们现在的大学是从中世纪发展而来的。我不是说现在的大学是中世纪的制度，但发源于中世纪，而且中世纪关于学术的一切传统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②按照杜威的看法，学校系统的形成“从整体上看”是一个下延过程，这个下延过程起始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即一批专业学校。杜威说的是人类学校系统形成的总体趋势，而具体到个别国家学校系统的发生，情况就会复杂得多。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过程是一种非典型的下延型路线，是指从近代社会起，中国建立学校系统是从建立较高等级的学校起，然后向下延伸。然而，这种向下的延伸未及顺序实现，国家又开始关注起教育基础阶段的小学的建设，于是学校系统中的最低一级继之以最高一级得以发展起来。这就造成中国从近代以来各级学校系统建立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即大学先行，小学继之，而中学相对滞后，这又导致中学教育发展的长期薄弱状况。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开端以后直至20世纪末持续近百年的一个基本现象，曾被人形象地称为‘铜头铁脚豆腐腰’。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逐步普及和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开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才得以改变。”③事实也大致如此！中国的各级学校系统的形成过程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即一，非典型的下延型发生路线；尤其是二，这样的过程还三次反复重演，直至20世纪末期方告最终完成，历时一个多世纪。 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始于洋务学堂的兴办。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到19世纪末维新教育改革的30多年里，兴办各类洋务学堂约30所。这些学堂多为专门学校，层级上比较模糊，大致相当于大专和中专。除此，洋务学堂并无普通中小学校。可以说由洋务学堂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发生，是从高等教育的建立开始的，然而在30多年里各级学校系统的构建乏有建树，只是到了维新运动时期情况才有所变化。1895年和1896年，盛宣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这是两所在一校之内包含各级学校系统的学校个案。前者，设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二级，表现出下延型设学路线；后者，先后设置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是整体形成各级学校系统的路线。但毕竟这只是在一所学校内的试验。接踵而至的1898年夏“百日维新”中有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设计，即在京师设大学堂，而将各省城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郡城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④这是一个完整的各级学校系统，却随着变法的失败而变成一纸空文，只有京师大学堂成为现实中的学校。可见，中国第一次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构建，最先建立起来的是大学，也就意味着现代各级学校系统的建立是从高等教育开始而向下延伸的。 “癸卯学制”的颁行是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重要事件，这一单轨制的学制设计了小学、中学、大学三段七级的各级学校系统，呈现出一举建立现代各级各类学校系统的意图。然而，这一学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造成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特殊方式，也即本文所谓非典型的下延型路线。首先，小学阶段过长，初小五年、高小四年，长达九年，固然使小学发展占据有利地位，但在整个学制中所占年份过多，造成对其他学段的挤压；其次，中学五年则嫌偏短；最后，中学堂之上又设高等学堂(大学预科)三年，也造成对中学的挤压，同时又使中学堂与高等学堂的职责不清。因此，“癸卯学制”中各级学校之间关系不清，衔接不顺，重重叠叠；在各级学校中，大学已率先建立起来，并已有了四五十年历史，小学的地位很明确，唯有中学的地位并不明晰。尤其是清朝末年议行立宪时期提出普及普通教育目标之后，小学教育尤其是初小教育更得重视，小学更趋于加强，中学的薄弱更显突出。这种学校层级结构上的问题也实际影响了各级学校和各级教育的发展。有学者做过统计，到1909年，不包括京师，全国普通教育大中小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为：小学堂50000余所，学生近1500000人；中学堂438所，学生38881人；高等学堂、大学堂和专门学堂共104所，学生18600人，实在不相称。⑤由此也反映了中国各级学校系统形成的特点：先建立起大学，继之以小学，中学则明显滞后。中学发展滞后的情形在民国建立后改观不大，学制结构设计上的问题恐怕是重要原因。1912-1913年形成的“壬子癸丑学制”虽然初小、高小各缩短1年，但将本就嫌短的中学5年学制又缩减1年，所以清末学制中各级学校结构上的不合理情况并未解决，甚至更严重。 变化发生在1922年“新学制”颁行以后。“新学制”在中小学校的基本结构上采取了六三三分段，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其中小学又分为初小四年和高小二年，初小规定为义务教育阶段。较之之前的各级学校结构，“新学制”的特点是：小学又缩短1年，变为6年；中学则延长了2年，达到6年；中学三三分段，初中定位在“普通教育”，而高中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度，兼顾升学与就业；取消了中学和大学的预科。显而易见，在这个学制中得益最大的是中学，精华也是在中学。由于中学得到加强，使整个学制变得协调，各级学校结构臻于合理。加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教育也有了更多重视和投入。自此起，中学出现了显著发展。有学者统计，从1907年到1925年，中学生数由31682人增加到129978人，18年间增加约4倍，年均增长率为8.16%；从南京国民政府有第一次教育统计的1928年到最后统计的1946年，也是18年，中学生数由188700人增加到1485147人，增加了近8倍，年均增长率为12.16%。⑥由于在学制上的地位得到明确，在实践中取得显著发展，中学教育得到加强，可以说，中国现代各级学校系统大体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