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权，主要指经济上的权利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权益。利权一般都是相对国家而言，即国家的经济权利与权益，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国家的主权。清末的收回利权运动，是由爱国工商业者积极主导、社会各界(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踊跃支持、抵制外国列强对中国利权的疯狂掠夺、采取各种方式从列强手中收回丧失的利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运动性质，同时也兼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谱写了值得重视的篇章。关于这场运动的时代特点，有学者曾指出：“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运动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基于‘华夷之辨’的文化隔膜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流转的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① 20世纪之初的中国，为何会爆发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者和参与者是哪些社会阶层？运动的作用与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史学界虽已有诸多成果进行了考察，但其中仍有需要进一步探讨之处，以下即分别予以论述。 一、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列强加深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侵略，使中国急剧丧失大量利权，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而结束，清王朝被迫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不仅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巨额战争赔款，割让台湾全岛，增开商埠，而且允许日本人在通商口岸自由开设工厂，“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只交所定进口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存。随后，欧美各国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也得以在中国自由开设工厂。于是，诸国列强纷纷争先恐后地在华建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直接对中国进行疯狂掠夺。 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新阶段，垄断资本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取得了支配地位。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对外侵略的主要方式。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输出资本洞开了方便之门。在此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并通过输出资本而夺取中国的各项利权。 攫取对华铁路的投资和修筑权，是当时各国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列强巩固和扩大其在华势力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列强在华争夺铁路投资和修筑权的竞争十分激烈。中国路权几乎丧失殆尽，其危害极为严重。时人即已意识到：“盖自帝国主义发生，世界列强拓土开疆，莫不借铁道以实行其侵略主义。……是故铁道者，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也。”②开矿设厂，是当时各国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其危害也不仅仅只是涉及经济方面。例如“清末外资在中国开办矿业，其所涉及的问题，至为复杂。矿业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企业。……一处办有成效的矿区，可以很自然的成为一个独立的社区(Community)，像一处城镇一样。如果此一社区被置于外人的控制之下，加之，外人在华又享有多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其将发生的后果，自非单纯。所以，外资办矿一事，在实质上，并不仅仅属于投资牟利甚或矿冶技术的范畴，其中实包含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意义”。于是，“外资办矿常为各国对华全盘政策中的一个环节，其政治性的意义，远超过于投资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意义”。③ 伴随着利权的大量丧失，还出现了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严重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当年的爱国志士，曾满怀愤激忧患之情描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脧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浊、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④ 显而易见，中国利权的丧失，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狂潮相辅相成的。时人有言：“比年以来，各国势力范围之划定，实借攘夺铁路矿产为张本。”⑤因为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资本输出。例如列强在华攫取铁路修筑权，既是资本输华，又是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另外，利权又是国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利权的大量丧失，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使中国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也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遭受极大破坏，导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必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也随之兴起。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之后，工商业者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组织程度有所发展，这也是促使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已经产生，但商办企业为数不多，资本额较小，由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居主导地位。甲午战后，随着民间社会中“设厂自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情况逐渐发生变化。1895年至1900年间，商办民营企业不仅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资本额所占比例显著提高，开始在整个中国的近代企业中居于主导位置。于是，工商业者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中国新设工矿企业共计122家，其中商办107家，占资本总额的83.3%，官办、官督商办15家，占资本总额的16.7%。⑥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其特点同样是商办民营企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这一时期不仅民间开设的工厂数量和投资金额大大增加，而且投资的范围也较前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业、棉纺织业、火柴业有很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妆品等行业也都有民族资本投资的工厂出现。 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了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尤其是利权的大量丧失，使民族资本的生存发展举步维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对广大工商业者而言同样也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开始将眼光从一己之身家财产移注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萌发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19世纪末，即有商界人士指出：“爱国非可空言，其要尤在联合，一人之爱国心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其力始大。”⑦到20世纪初，工商界有识之士更大声疾呼：“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忱，本爱国之天良。”在1905年由商会联络发起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中，“伸国权而保商利”也成为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口号。当时的工商业者，对利权丧失的严重危害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例如对铁路修筑权的重要性，江苏商人即曾指出：“路权一失，不啻以全省利权尽归外人掌握，及此不争，将来切肤之痛，不独吾省受之而直接，在商界尤属不堪设想，此万万不可不出死力以抵抗者也。”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