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思想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大体形成于1940年前后。此后，这一理论虽然不断得到宣传和阐述，但毕竟没有直接面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和实践的考验，也没有在学界形成过讨论的热潮。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现实的新民主主义实践特别是经济实践的正式而全面的展开，此种情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当时，为了更好地指导现实经济建设，除中共领导人之外，不少著名学者、特别是一批左翼经济学者投入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之中，他们不仅热烈探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特征和政策等问题，还由此展开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特质、一般特性等宏观和核心问题的深入系统的思考，并取得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在这方面，沈志远、李勉、许涤新、陶大镛、马寅初、孟宪章等人堪称杰出代表①。 然而，由于中共1952年底即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该理论的讨论和研究，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其有关思想成果多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尽管学术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价值予以重估，展开了积极研究，但多侧重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原因、后果，以及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异同等方面，忽略了当时从经济角度对该理论探讨所产生的思想成果本身的研究。实际上，这些思考不仅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于今天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仍有启发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该问题作一些探讨。 新中国建立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的思考，不能不首先涉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本质特征等宏观问题。而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和认知这个问题，既是唯物史观自觉指导的结果，也是理论思考对现实挑战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因而具有特别突出的思想史意义。 在由经济问题直接切入或自然转向新民主主义宏观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经济学者李勉的思想经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1948年秋，李勉从内地来到香港，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来临”，他开始热心“研究新中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他甚至表示：“我是学习经济的，我计划在新中国里，对经济建设方面尽我的绵薄之力，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作为我的终身事业。”但在其经济研究正式展开之前，他却深深感到，弄清与回答新民主主义的本质、主要矛盾等问题，具有某种优先的前提性和急迫性，于是他开始撰写并于1949年5月完成《新民主主义本质论》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摆在我的研究对象前面，同时又是研究范围内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往后的研究便会缺乏一般的理论根据。因此，我就把我的研究工作，开始于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本质问题的一般研究上。”在李勉看来，对这种基础理论研究，“就是对于新民主主义诸问题寻求锁钥意义的解答”，对于认知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具体问题“会大有帮助”。② 实际上，不仅李勉如此，许涤新、沈志远、陶大镛等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在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他们自觉思考和回答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宏观理论问题。而这一思想路径本身反过来，也会使其对有关理论思考，打上一些特殊的烙印。 下面，我们不妨先从这些经济学家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谈起。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曾有过间接的表述。他们一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③但此后不久，随着形势的变化，刘少奇对上述看法作出修正，认为当时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对外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对内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认为前者“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后者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紧，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他还特别指出，那种认为“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火力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是或开始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④ 可以看出，刘少奇对主要矛盾表述的修正，是为了协调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一正确决策之间的“冲突”而作出的。当时中共在确定社会主要矛盾时，更多还是习惯从阶级矛盾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尚不能把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问题，放在主要矛盾的视野之中，这就出现了既承认发展生产是主要任务，又断定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脱节现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局限之一。”⑤ 其实，此所谓局限所在，主要是就当时主导这一理论的中共高层的有关思想而言，并非是说当时的理论界和学界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较为正确的思考和认识。据笔者所知，至少经济学家李勉、沈志远和许涤新等，都曾对此问题有过值得重视的认识，而这一点，至今已经很少有人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