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消费经济的研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当今消费经济研究热潮不断,学者越来越重视研究秦汉消费经济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衣食住行用等消费问题。对于舆服消费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成果[1],但是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余地。本文运用消费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尝试从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系统地探讨秦汉时期不同阶层的舆服消费形式、舆服消费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等,旨在揭示秦汉舆服消费的独特社会功能和舆服奢侈消费的深层因素。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秦汉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划分为贵族阶层、官僚阶层、庶民地主阶层、手工业者阶层、商人阶层、农民及其他劳动者阶层等,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被秦汉国家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并享受不同层次的国家待遇。舆服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它在国家制度安排过程中充当了社会分层的重要媒介和角色,成为不同阶层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的象征,故此舆服消费在秦汉社会结构中发挥了阶层分化的作用,朝廷藉助舆服形式来彰显不同阶层的功德与身份,正所谓“车服以庸”[2](志第29《舆服上》。 (一)贵族、官僚阶层的舆服消费 秦汉时期,贵族阶层是指由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子、公主、诸侯王、外戚等成员组成的且享受最高特权的社会群体,人数较少,但享受的舆服消费层级却最高。官僚阶层,主要指公卿大夫百官僚属等群体,人数不少,朝廷根据官秩地位的高低,官吏分别享受不同层级的舆服待遇,以彰其德,表其功,正如商鞅所谓“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3](卷68《商君列传》) 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乘舆有“五路”,皆“以玉为饰,[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除此之外,还有乘舆、金根车、安车、立车等,皆“文虎伏轼,龙首衔轭……鸾雀立衡,
文画輈”,驾六马,有十二旗,“画日月升龙”。天子是唯一的,且手握国家权柄,处在社会阶层的顶尖,其使用的车马自然是极其豪奢壮丽!而皇太子、皇子皆乘“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
文,画轓文輈,金涂五末”。如果皇子封为王者,则“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乘“绿车”,又称“皇孙车”,“皆左右騑,驾三”。[2](志第29《舆服上》) 公、列侯乘“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二千石乘安车“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则“朱左轓”。[2](志第《舆服上》)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始令六百石以上安车“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筒”,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除吏则用“赤画杠”,其余皆青色。[2](志第《舆服上》) 官吏车马出行,还配备一定数量的导从和伍伯,作为随行仪仗队,象征其身份地位。秦简记载了秦代官吏系统中下层官吏配给车牛的情况,《金布律》云:“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共养;十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人,养一人;十五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与其官长共养、车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车牛、仆,不盈七人者,三人以上鼠(予)养一人;小官毋(无)啬夫者,以此鼠(予)仆、车牛。”[4](P58-59)汉承秦制,大小官吏配备一定数量级别的车马导从和伍伯。据史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三公乘安车,前后有“并马立乘”随从;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城所在县令,“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騑,驾两”;伍伯若干人,“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另外,“铃下、侍閤、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2](志第29《舆服上》) 又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的服饰最为高贵,例如:天子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2](志第30《舆服下》)而“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2](志第30《舆服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2](志第30《舆服下》)“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2](志第30《舆服下》)衣服有精巧佩饰,区分等级身份。史载:“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2](志第30《舆服下》)由此而知,贵族阶层自天子以下各级贵族又各有等差,官僚阶层因官秩高低而划分为不同秩级,享受不同秩级的舆服待遇,不得僭越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