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哲学与时代具有永恒的关联，当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时，不能不关注到世纪之交这一时代特征。回顾20世纪及其留给我们的遗产，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生存处境等暴露无遗。因此，新哲学的重建首先是从对20世纪的反思开始，20世纪人的自我中心化倾向达到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程度，寻求对话、克服哲学的异己化显得十分迫切，21世纪人类面临的使命向人们提出了重建哲学的要求，而回到自身则是世纪之交的人们对哲学的期望和深刻内容。 哲学与时代的互动 在与时代的关系中，哲学具有受动和能动两重性。哲学家的历史存在决定了他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来观照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特定时代塑造了哲学家的“此在”性。时代不仅为哲学提供了反思对象，而且为其准备了思想史前提。作为一种反思，哲学总是从反思索的。就此而言，哲学不是游离于时代的玄思。面对世纪之交带来的时代嬗变，哲学必须作出自己的反应。这并非出于反思偏好，而是因为哲学担当着历史责任。摆脱那种与时代无涉的思辨游戏，从反思层面上真正感应时代脉搏，把握历史走向，乃是今日哲学义不容辞的使命。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而是辩证的、互动的。哲学不仅有其受动性，而且具有能动性，哲学由以出发的初始条件，作为历史地给定的绝对前提，固然无法选择。但哲学的价值恰恰在于为人们重构和扬弃这一前提昭示出来的可能性，确立起终极参照。这正是哲学的超越性之所在。哲学总是根据自身所确立的理想境界来审视一切现存事物并重估它们的价值。它因此获得了批判本质。真正的哲学，总是充当时代的先声。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蕴含着哲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着哲学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作为时代精神孕育和升华的结果，哲学总是折射着时代精神的内涵，构成其内核；另一方面，时代精神又通过哲学的浓缩和积淀，成为突破具体时代维度限制的超越指向。这种辩证理解，为我们进行世纪之交的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参照。 20世纪回眸：历史留给哲学的遗产 20世纪不是以往世纪的简单重复和延续，而是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因而有其独特的规定。20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不深刻影响并改变了整个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从而使20世纪获得了不同于19世纪，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的时代特质。它们为世纪之交的哲学反思准备了丰富内容。在一定意义上，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及其选择，正是基于这种反省并通过它被昭示出来。 1.新科技革命的勃兴 在20世纪，如果说科学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理解方式，那么技术革命则重构了人们的生存方式。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以及“老三论”和“新三论”的崛起，一方面向人们重新描绘了世界图景，使人的视野由宏观世界扩展到微观和宇观领域，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后者意义更深刻，更具革命性质。因为它标志着视角的转换，而不再限于知识的增殖。 认识的纯粹客观性和世界的绝对确定性，构成传统科学的两个基本信念。随着20世纪科学革命的兴起，这两个理想瓦解了。现代科学对传统科学两个基本信念的消解，充分凸显了理性的局限性。因为客观性和确定性一旦成为有条件的、相对的，理性方式的独断也就丧失了理由。20世纪科学革命与其说暴露了旧知识的不足，不如说显示了理性方式本身的深刻危机。科学理论由自负到自省的转变，即表明了这一点。 20世纪4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微电子技术、原子能利用和空间开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改变，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诸多层面。首先，它改变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及其组合方式。其次，信息社会对人的交往方式的影响，导致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再次，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也改变着人们的致思取向。 新技术革命对人的生存方式的重建，潜含着人类价值的危机。第一，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强化了人的物化倾向，遮蔽了意义世界。它使人们面临的“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计算机将开始像人一样思维，而是人将开始像计算机那样思维”①，技术无论怎样发达，都无法提供给人们一种应然尺度。第二，新技术革命的社会后果还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因为“信息社会由于其一系列的装备与人无关，将使人们脱离直接接触，因而有产生异化的危险”②。第三，技术后果潜在着使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转化为压抑人自身力量的可能。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则说：“知识就是权力”。力量和权力在英文中恰好是一个词："Power"。由力量向权力的转变，意味着知识支配自然向知识统治人的过渡。专家治国论和技治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的泛滥，正是这种统治的反映。 2.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亘古以来出现的最深重的人为灾难。它的爆发，归根到底是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综合决定的产物。 “纳粹现象”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理性一旦陷入偏执和独断，就有可能被用来作为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人们很难想象像德意志这样一个富有思辨传统的民族竟会有那么多人在一夜之间狂热地认同希特勒。理性一经变成价值选择的充分根据，那么它所蕴含的客观必然性，就消解了人们的道德责任，从而堵塞了良知反省的通道。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法西斯分子一方面大规模地杀戮，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未曾受到良知的谴责这一现象了。尽管在表面上纳粹运动是以非理性的狂热表现出来的，但在本质上恰恰是非理性冲动掩盖下的一种摆脱合理价值目标范导的理性选择。就此而言，两次大战的爆发本身乃是理性对价值的胜利。它再一次昭示人们，任何理性形式只要被无限地扩展到人类历史领域，就必然遮蔽道德责任这一价值领域，从而带来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