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1日零时，冯契先生突然离开了人世。一个终生追求真理、保持心灵自由思考的哲学家停止了思想。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冯先生进入古稀之年后，他每天早晚两次在校园里散步，风雨无阻，寒暑不停。大家都为他的健康庆幸，亦为他的坚毅折服。去世前一周，他完成了《智慧说三篇》主干部分最后四章文稿的修改定稿工作。去世前四天，听说他工作至深夜后有微恙，嘱咐我代他先拟一本书稿的序言。为了让他安心静养，就没上门去打扰他。三天后，听说他尚未好转，随即登门探望。见他半躺在床，神态安详。师母诉说了病情，而无去医院诊治的打算。经再三劝说解释，他终于同意说：“好吧，明天去医院看看。”不想，第二天住进华东医院仅16小时，便与世长辞了。 我们这些在冯先生身边的几代学生，很快痛切地感觉到了这位当代杰出哲人的逝世所留下的空白。从此，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每遇疑难和迷惑，可以随时向他求教，倾听他耐心细致的教诲点拨。一时间仿佛失去了重心，心灵上有一种失重的感受。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师从冯契先生，直到两鬓染霜还在他主持的博士生讨论班上听课，历时逾40年。在冯先生一手提携下我走上了哲学工作的道路。不过，冯先生说过：“学生不超过老师，不是好学生。”我自认就是这样一个不好的学生。去年春天，当他拿出《智慧说三篇》那三万字的《导论》向我们征求意见时，这种自责的感受更加深切。在这篇导论中，可以看到他积毕生心血探索的智慧学说的全貌和学术宗旨的来龙去脉。他把握时代的脉搏，会中外百家之说，通古今之变，究穷极之理，终于自成一说，确实令人叹服。 冯先生作为智慧的探索者，他思索到生命最后一刻。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句遗言，他的智慧学说和高风亮节的道德文章就是他的遗言。在这里，我就从一个侧面介绍一下他的学术思想，以缅怀老师。 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 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 1983-1985年，冯契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1989年又出版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两部著作完整地勾划了从先秦到新中国建立为止，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轨迹，许多人视冯契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哲学史专家。 这当然是正确的、有道理的。不过，这并不是他学术思想的全部，而只是一方面，一部分，甚至可以说，这并不是他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他主要研究“论”，而不是“史”，以广义认识论为主导的哲学理论是他主要的学术成果，这就是已经基本完成有待出版的《智慧说三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兴趣主要确实在哲学本身，而不仅仅在哲学的历史。” 早在50年代，冯先生就以真善美为研究方向。求真，研究认识论；求善，追求人生价值，研究伦理道德；求美，研究美学和文学艺术，当时他还写过三本小书。 对冯契先生来说，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历史的研究是统一的。冯契先生认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历史展开。他正是用这样的观点把认识论的研究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和《智慧说三篇》可以说就是姐妹篇，前者以史为主，后者以论为主，史论结合十分自然。 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 冯先生从中外哲学史的研究中，概括出认识论的四大问题，作为他认识论的基本理论骨架，并展开论述了他关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辩证运动的理论。 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说：“我们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回顾哲学史，便可知道：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四个： 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 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理论？换一个提法，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用康德的话，就是纯数学和纯自然科学何以可能？ 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用康德的话，就是‘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 上面三个问题，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问题。 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也可以换一个提法，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① 冯契先生对认识运动的分析，是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观点，把握思维和存在关系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开始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握认识论的根据，“沿着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道路前进”。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说，就是心物（知行）、性与天道、能与所的关系问题。而正像列宁指出的那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事实上存在着三项：物质世界（认识对象）、精神（认识主体）以及物质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②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考察认识论，就可以看出：作为认识对象的物质世界，有一个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认识主体的精神，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物质和精神、心和物、性和天道之间的交互作用而趋于统一的，并且使人获得自由。对这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加以分解，就表现为上述四个问题。 在第一、第二两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大体上可以说，冯契先生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提出的学说加以引申和发挥。他认为，金先生提出的“所与是客观的呈现”的观点，已经突破了实证主义的局限。他进而指出，感觉和实践不可分割，应当承认感觉存在着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矛盾，但休谟提出的人的感觉和外界对象是否一致、能否比较的问题，在感性实践活动中就成了同一过程中的形式与内容能否达到一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