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F01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068-11 在对中国经济与传统治理模式的长视角考察中，两宋时期无疑是一个让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感到惊讶和困惑的时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行政之重点从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①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不仅如此，国外学者也持大体类似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称：“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③日本历史学家官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写道，“宋代(简直)是十足的东方文艺复兴时代”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长时期核算各国的GDP后也确认，中国的人均GDP在宋朝以前一直维持在450美元的水平，到了两宋时期，就上升到600美元的水平⑤。 两宋时期，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经济和统治模式转变的新气象？而宋朝之后的中国发展模式却为什么会突然全面向内转型？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大多数认识往往就事论事，大多拿宋朝的科技、生产率进步、水稻早熟品种、商业、城市发展等来理论，典型的代表有黄仁宇、L.斯塔夫里阿诺斯、Spence、M.Elvin、柳平生和葛金芳以及麦迪森等。 本文认为，以上论者所谓的农业技术进步、水利工程的建设、工业企业的兴起、城市化和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等等，虽然能够较好地解释宋朝经济、商业的繁荣，但却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不是宋朝之前而是宋朝才出现这种“经济革命”和治理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之所以在两宋时期出现了这种生产率的改进、商业和城市的勃兴、政府治理模式上的新气象，主要源于公元11世纪后中国气候的显著变冷，在此条件下中国的水文、土壤和植被、农业生产等自然条件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恶化。接着，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汉族出于维持稳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便大批南迁，日益集聚到水路交通更加便利、人口更加稠密、也更适合农业生产的南方地区。这样，所谓的“经济革命”就随之出现。在此条件下，大宋王朝出于国家生存延续之目的，针对不同的生产、生活空间、地理、资源和生态条件，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适度调整，似乎在所难免。 一、气候变化影响古代农本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 其实从很早的时期起，就有哲学家、历史学家讨论过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问题。比如，孟德斯鸠(1750)就认为，“在北部的气候条件下，那里的人们拥有较少的恶习，更多的美德、诚心和真诚，而越往南走，人们的美德就越少，情欲就越旺盛……温度是如此的炽烈，以至人们的身体被炙烤得有气无力……会导致人们毫无好奇心，更无力进行有意义的事业”⑥。亨丁顿(E.Huntington)(1915)在《亚洲的脉动》一书中指出，13世纪蒙古人之所以大规模向外扩张，主要是由于他们居住地气候干旱、牧场条件变坏所致。这些讨论对于我们理解气候变化之影响问题颇有裨益，但他们对气候变化给古代社会影响的讨论大多比较粗放。特别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这一角度讨论，即对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化对最为古老的农业经济体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当时政府对这一变化的调试和应对举措，进行一个完整的理论研讨。本文意欲为之，具体而言，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可概括为： 首先，气候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古代最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所赖以进行的生产要素的效率，比如土地的生产力会由于降水的增加、温度的提高而变化；而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劳动力以及管理者的体力、精神状况也会受到气温、降雨、降雪、季风等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农业是我国古代经济赖以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因此我们判断，当农业生产受到较严重打击并且已经影响到农民的生存与生产时，粮食的价格很可能就会上升。更加严重的是，若国家的赈灾活动难以应付时，大面积的饥荒就可能发生。这样，整个农业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农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产业就是少数民族所从事的游牧业，它是一个完全靠天吃饭的行业。考察一下中国历史上主要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就会知道，这些游牧民族大多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广阔地区。当气候变得更加恶劣的时候，这些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活动就必然受到比农业民族更加严重的影响。原因是他们不像农业民族那样，由于有了定居农业的支持而在客观上降低了对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依赖，相反他们历来靠天吃饭。因此，气候的恶化就会迫使游牧民族在空间上进行迁移。可以想象，当气候变化不利于他们时，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反应通常是向南、向东迁移，这样必然与定居于东面、南面的农业民族遭遇。于是，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难以避免，严重的话，汉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