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浙江经济的迅猛发展，当代浙商迅速崛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以宁波帮为主体的近代浙商称为“旧浙商”，将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浙江籍的民营企业家称为“新浙商”，通过对新旧浙商的比较研究，试图从一个较新的视角探求当代浙商的崛起和发展之谜。 一、新旧浙商之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速发展。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23.7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21486.92亿元，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由1978年的331元增加到2008年的41966元，居全国第四位和省区第一位。①浙江的商品市场也蓬勃发展，亿元以上商品市场成交额、成交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都位于全国首位，②浙江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基于民营经济的具有显著浙江区域特色的工商经济。1979年-2007年，浙江GDP增长中约有73%的贡献份额来自于非公有制经济；全省第二、三产业新增就业人员中，约有十分之九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2007年，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7.9%，非公有制经济出口额占到出口总额的76.0%。③ 与浙江经济迅猛发展相伴的是浙商群体的崛起与成长。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有活力、流动性很强、具有开拓创业精神的浙商群体，浙江经济不会有今天。浙商成长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④第一阶段为自发冲动和艰难生长的阶段(1978年-1991年)，这一时期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工业形态，为浙商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政策支持和快速成长阶段(1991年-2002年)，国家先后出台多部法律，确立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三阶段为社会转型和趋于成熟阶段(2002年-2008年)，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浙商逐步成熟壮大。三十年来，浙商无论从经营者数量、财富总量还是社会影响力来说，均堪称“当代中国第一商帮”。 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曾出现不少商帮。然而在众多的商帮中，唯有宁波帮的影响最大。孙中山曾给予宁波帮这样的评价：“宁波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⑤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商之崛起得益于清朝政府的两次开放海禁。康熙年间第一次开放海禁，作为四口通商之一的宁波发展了航船贩运业，宁波帮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则催生了近代宁波帮。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浙商势力日甚，享有“无宁不成市”、“无浙不成商”的盛誉。浙商积极投身于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业，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浙商活跃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和大中城市，经营进出口商贸和钱庄、银行业，投资纺织、火柴、水泥、制药、化工等近代工业。开埠后的上海更是浙商发展的大舞台，他们长期控制着上海的近代商业和金融业，为上海的近代化和金融中心的形成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以及日寇的入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日益狭窄，浙商的生存发展也举步维艰，逐步衰弱，其中一部分辗转海外继续发展。 二、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浙商的崛起与成长是对旧浙商的传承与发展。正是基于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初新浙商群体的兴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是有了新浙商对旧浙商的发展，才成就了其30多年的辉煌，而这种辉煌还在持续演绎。 新浙商对旧浙商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基于草根的民商属性的传承，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产业发展特征的传承。 (一)基于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 新浙商对旧浙商传承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是对在近代完成历史演化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文化传承。正是在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的影响下，新浙商才会“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成长为“当代中国第一商帮”。而旧浙商的文化传统是重商色彩浓厚、思想自成体系和从古到今传承有序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属于文化传统，但它对现实经济的作用更为直接。赵靖指出：“经济思想是人们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和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产生的；所不同的是，经济思想同社会经济基础的联系，要比其他的意识形态更切近、更直接。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经济思想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较为直接的反映。”⑥叶坦认为：“经济思想与观念等非经济、非制度因素或可归属于广义的‘文化学’范畴，但唯此直接产生于并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因而是经济与文化之间特有的‘中介’和一体性的集点。”“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影响人们的行为与选择，而经济思想与观念则直接引导和制约人们的经济活动与偏好。”⑦ 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倡导功利，注重工商，大胆挑战了封建社会传统的义利观和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务实功利、求利求富的功利型价值观。从先秦时期范蠡的“计然之术”、文种的“灭吴九术”开始发其端，经秦汉至北宋的发展，并随着江南经济的逐步开发及累积，古代中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南宋兴起了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明州学派(统称南宋浙东学派)，其重商富民思想对传统本末观大举离经叛道之旗，形成独具特色的浙江区域工商经济思想体系。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专言功利”为特征，主张义理不能离开事功，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和“义”的功利性，主张通过实际的功利来体现义，认为仁义是以功利为内容的。同时他也提倡利，认为“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⑧永嘉学派的叶适更是该体系的集大成者。他从事功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了务实重用的“功利之说”，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他主张义利统一，以功利作为衡量道义的标准。他还批判了传统的“抑末”思想，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从理论上公开否定了“重本抑末”口号。黄宗羲认为正当的工商业应视为国家的根本，“工”正是圣王要千方百计加以招徕的，而“商”正是使手工业物品输之于途的，公开指出了“工商皆本”，更加彻底地否定了“重本抑末”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