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1)03-0055-08 在中国经济史甚至是整部中国古代史中，经济重心南移无疑是史学家着墨最多、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漆侠、程民生、吴松弟、郑学檬等先生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①这场从汉代肇始至宋室南渡结束、历经几百年时间的经济重心转移过程“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②它使得南方得以开发，经济水平逐渐超过北方，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区。而经济重心南移得以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农民把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生产经验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如北方南迁人们把北方旱地农业中“耕、耙、耱”的碎土保墒技术发展为“耕、耙、耖”的平田匀水技术应用于南方水田，改变了江南原有的“火耕水耨”耕作方式。历来史学家都十分重视经济重心南移中北方先进农业技术的南传及其对南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宋代以后南方农业技术占主导地位后南方对北方农业技术的反哺却很少有人关注与研究。本文以肥料技术为例试图对这一主题展开粗浅的探讨。 在绝大多数人依赖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粮食过活的前工业时代，很少有比保持土壤肥力更重要的事情了，这是因为耕种过一段时间的土地必然会地力衰减，《陈旉农书》云：“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只有时加沃土，以粪治之，才能保持地力常新壮。③中国古代农民很早就认识到肥料对于农业增产的作用，肥料技术也因而较早得到发展。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农民就懂得用粪肥田，战国时期，“多粪肥田”便已被视为“农夫众庶之事”，而在汉唐时期，北方的肥料技术已趋于完备，但自唐宋之后，南方的肥料技术却有后来居上之势，迨至明清时期，南方的肥料技术更是日臻成熟，达到了传统时代肥料技术发展的顶峰，并开始辐射到北方地区。 关于明清时期的肥料技术，已有一些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曹隆恭的专著《肥料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中对明清肥料史的论述，他把明清两代称为施肥技术的精细化时期，并从肥料种类、肥料积制、肥料技术、施肥理论的发展、养猪积肥等方面对该时期的肥料历史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李伯重在其一系列著作与文章(《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中，采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肥料问题从宏观(整个区域)和微观(单个家庭或每亩地)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得到了很多令人信服的结论；南京农业大学周广西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中国传统肥料技术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3年)，对明清肥料技术进行了断代的叙述，在研究的深度和史料的发掘方面都比前人有所拓展。虽然有关明清肥料史的成果如此之多，但是他们的着眼点似乎都放在江南，很少有论著涉及到北方的施肥技术，更遑论南北肥料技术的互动与交流。诚然，这是由于当时江南肥料技术先进、保存史料较多且完整以及其在中国经济史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本文中，我们主要以农业技术中的肥料技术为研究对象，以江南和华北为代表南北的主要地区，来考察一下当南方成为经济重心之后，其先进的农业技术向北方传播的过程及其影响。 一、技术传播的内在动力：南北用肥技术的差异 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样，各地技术发展亦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使用的技术比较先进，而有些地区使用的技术则相对落后，这样在不同地域间就形成了一个技术的落差，这个由于技术不平衡所引起的“技术落差”正是技术传播的内在驱动力，正如水之就下一样，技术总是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传播和流动，这是技术史的一个普遍规律。而明清时期的肥料技术在南北方之间的传播的内在动力即是南北肥料技术的不平衡。 唐宋以降，江南的农业就走上了一条精耕细作的道路，其中肥料技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一些农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肥料技术发展的大致状况，南宋《陈旉农书》中提到：“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既久，不觉其多。”④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肥料的重视和对肥料积制的用心；元《王祯农书》中记载的南方肥料种类有苗粪、草粪、火粪、泥粪等，还提出了“惜粪如惜金”的概念。⑤明清时期的肥料技术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突破，甚至有学者认为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中前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场“肥料革命”。⑥ 明清时期江南肥料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前发明的先进肥料技术在这段时期被广泛的应用，也就是说很多以前发明的新的肥料技术没有在其发明的初期得到推广，只有到了明清时期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二是这个时期肥料技术的进步，其进步主要体现在施肥与制肥两个方面。在施肥方面：一是施肥的来源进一步的扩大，肥料的种类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增加，宋元时期的肥料种类只有60多种，明末徐光启在《徐光启手迹·广粪壤》中记载了80多条肥料，可分为10类大约120种，而清代据记载的肥料已达到125种，⑦这反映了当时肥料种类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增多；二是施肥技术的提高，在注重基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追肥的技术，并形象地把基肥和追肥称为“垫底”与“接力”，以使得在底肥肥料耗尽的时候，利用追肥来继续促进作物的生长，虽然明后期的《沈氏农书》已经提到了“看苗追肥”的方法，但在明代对于追肥的使用数量与施用时机都没有很好的把握，例如《沈氏农书》提到：“盖田上生活，百凡容易。只有接力一壅须相其时候，察其颜色，为农家最要紧机关。无力之家，既苦少壅薄收；粪多之家，每患过肥谷秕。”⑧但在清朝前中期，江南农书和地方志里不仅找到追肥使用的记录，而且还可以看出当时追肥技术已经量化，每亩稻田使用量大约相当于40斤饼肥。⑨在制肥方面：一是懂得把不同的肥料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配合，这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把家畜粪和垫圈材料混合起来的厩肥与磨路，秸秆、绿肥、河泥等汇聚人畜粪形成的沤肥，还有把河泥与粪便或草搅拌成的泥肥；二是进一步推广饼肥，宋元时期用的饼肥只有豆饼和麻饼两种，而在明代江南仅《天工开物》里就提到七种饼肥，并且在使用范围上比前代也有了很大的扩展。饼肥的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肥料的使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传统肥料由于体积大，单位面积养料含量小，取肥时需要耗费巨大的劳动力，据陈恒力先生估计，明清时期江南农民仅用在攫取河泥作肥料上的时间就占当年整个劳动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⑩而且由于传统肥料不便运输，施肥的时候只能“近郊之田粪之，远乡不可得粪则壅草以肥之”，(11)这严重限制了肥料使用的空间范围。而饼肥却具有体积小且单位面积养料成分多，而且便于携带和长途运输的优点，这就节省了把肥料运送到田地中和施肥的时间，减轻了施肥过程中的劳动强度，尤其在农忙时期，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所以帕金斯把发现豆饼中潜藏的肥料，称为中国明清时期技术普遍停滞景象中的一个例外。(12)肥料技术的进步不但增加了每茬作物的收成，还对促进种植制度的转变起了重大的作用，使得稻麦两熟和双季稻的种植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