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1)03-0093-06 “生活是有意义的，教育是有意义的，而发展和成长总是在意义的引导下实现的[1]77。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无时无刻不传递着各种意义，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其根本目的。但教育所引导的“意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从学生的现实出发，必须为学生共同理解和接受才能生成“意义”。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理解在教育中的意义和作用。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理解在教育中的作用，促使教育目的的实现，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理解 解释学的英文为“Hermeneutics”，源于古希腊文“hermeneuein”，词根Hermes(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使者，主要负责解释神谕，通过通俗易懂的可为人类理解的语言传递和解释宙斯的命令。赫尔墨斯所担负的解释任务建立起了人与神的联系，使得理解寓含了传递信息的功能，也使得人对理解初次有了揭开神秘面纱的可能。随后古希腊时代解释学被用作文献注解，到了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在西方处于统治地位之后被用来解释《圣经》，主要基于对古典文献的注解和解释技巧的运用，圣经解释学的形成和发展扩展了理解的内涵，理解因此被用于对圣典文字背后的真意的揭示，特别侧重于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意义。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在古代解释学的基础上用于其哲学史的研究，使得解释学获得了一种一般性的意义。他认为“理解和误解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就需要建立一门专门研究理解的技术的学问，这就是一般解释学。传统的解释学认为误解是偶然的，而一般解释学则认为它是必然的；而且理解的过程本身也存在着误解的可能性。”[2]264在这里，理解不再限于对古典文本背后真义的考证与诠释，理解的对象转为人类及其生活，由于在生活中，理解者背景的不同，对文本的再现的不同使得理解与误解普遍存在，因此人们之间需要理解。理解则由从前单纯的信息传递、文本意义的揭示进而被认为是人们之间避免误解的需要。施莱尔马赫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读者能够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2]265，因为“读者所进行的理解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一种重构过程，从而就会使原作者所没意识到的一些东西被意识到。”[2]265由于人们在生活中需要借助语言进行理解，理解要在语言的联系中进行，对于理解者来说，理解就是通过对理解对象所处的语义结构的分析及自身在心理上的移情进而体现理解对象原来的意义或对他人的心理、精神上的复现和重构而进行的，因此理解就成为解释者在基于一定的心理背景下重新体验他人心理的重构过程，理解进而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精神的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即创造。狄尔泰作为继施莱尔马赫之后传统解释学的一位思想巨匠，在他看来，理解不仅为了获得作品的原意，而且是实现自我的认识。而要进行整体的自我认识就必须理解历史、传统，通过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领悟人类在历史生活中所蕴含的意义，归纳其中的共同性、了解人类生活的经验从而更好地认识自身。理解成为人们“自我而解放、达到自由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人们认识自身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因此，狄尔泰认为“理解是生命所特有的，自然需要说明，而人则需要理解”，个人的自我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即使不能超越自身所特有的时空，但可以通过理解他人和历史而扩展自我存在的界限，从而超越时空的界限实现理解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他强调人对历史的理解，始终把理解作为人的自我认识的工具，但并没有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对理解何以可能进行深层揭示。真正揭示理解在本体论上的意义的是海德格尔，他将作为方法论的解释学改造为一种本体论，主要探究存在的本真意义和此在的基本结构，他认为“此在的意义——亦即整个世界的意义——不是说被理解后才呈现在理解者面前，而是随着理解被展开，不是说理解发现了这些早已存在于某处的意义，而是随着理解的展开‘生成’了意义。”[3]在这里，理解成为了自我理解，成了一种自我筹划。理解文本不再是最初所描述的找出文本背后隐藏的意义，而是在自我解析中显示此在之在，是人作为一种此在的表现形式，即人的存在，并使人在世界中的可能性显现出来，促使人在现实中迈向更大的可能性，从而不断发展自身。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哲学解释学，他认为“理解能力是人的一项基本限定，有了它，人才能与他人一起生活。”[4]他强调人对世界的全部经验都不可能摆脱理解和解释的性质，认识必然需要理解。理解因而成为人类整个生活经验的基础，它作为人的一种能力指导着人类的生活实践，使人“与他人一起生活”成为可能。由于理解作为人生的根本方式渗透在人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所生成的意义是人形成关于自身的知识和生活智慧的基础从而使得理解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它是人与历史文化、与社会、与他人交往的基本方式，是人生中最普遍的现象。但由于人生活于特定的历史处境之中，因而理解也是受特定传统所制约的理解。任何人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处境，无法消除历史的特殊性来进行理解，所以人总是带着一定的局限性进行理解的，这就是伽达默尔提到的“前见”。“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5]347，没有“前见”就不可能进行理解，“前见”成为了理解的前提条件。因此理解就作为一种置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我们只能从过去理解现在，也只能从现在来理解过去。在这一过程中，被理解的意义不断扩大，不断达到新的统一性。”[5]355理解不仅告诫人们怎样生活而且本身也意味着一种内在认知的增长并作为组成人类整个世界经验的基础。虽然理解者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理解作为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人类自有的“前见”的基础上拓宽了原本的经验，在自我知识的范围上和人们的视野中不断更新增长形成新经验从而在人自身形成新的统一性。伽达默尔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效果历史”观：“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eschichte)。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5]384-385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观赋予了理解明显的历史性。就是历史使理解成为可能，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是在历史中展开的理解。人存在历史中，因此人的理解也相应地具有历史性，理解始终是对与当代的价值、信念、意义上相联系的历史进行理解的。我们本身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时刻受历史的影响，历史也只有通过理解才能显示它的存在，它是内在于我们的一种东西，是作为自我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呈现的，必须通过我们自身才能施加影响。通过理解历史使人们打开精神的大门，在意义的生成中不断扩展人们的精神视野，同时扩大人们的生活境域，促使个体的精神活动发展的可能性及意向性的形成。在这里，理解包含着人们对未来的可能筹划，对自身的希望与勇气，它成为了一种扩展性的精神活动，通过扩大自我与视界的整体关系，促成理解者的精神发展。伽达默尔也由此提出了视域理论。他认为理解支配着文本和解释者的双方视域。“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6]，“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体。”[6]在这种交融中，“既不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认同，也不是用自身的标准来使他人服从自己，而是自始至终包含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上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身的特殊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特殊性。”[7]由这可以看出理解是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不是以牺牲一方面保全或者以符合另一方面来消除两种不同视域的矛盾与冲突，而是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超越原来的视界，是对理解对象的一种“突破”，即是通过不同视界间的自我理解后的相互相融，一个是理解者自身的视野与理解对象视野的融合；另一个是理解者与另一个具有相同理解对象的理解者视野的融合。在交互的理解中形成一个全新的视域，是双方的共同参与下所创造与生成的视界。理解则成为不同视界间共同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还具有语言性：“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5]579“理解的语言性是效果历史意识的具体化。”[5]497语言所具有的普遍性是人们相互理解的基础，是理解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和手段，它承载着历史述说着世界经验，是人进行理解与其一起存在的过程。理解高度的语言性使得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媒介，成为历史、意义的源泉，而这些就是存在的意义表现。因此，语言使理解成为可能，也使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成为可理解的，人理解语言，也即建构自身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