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几年前开始，包括笔者在内的少数人就对当时提出的“素质教育”颇有看法，并针对大学、中学招生的一系列“改革”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但一直未引起更多关注。近年来教育部长周济被免职另用、北京大学确定39所中学校长具有“实名推荐权”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的公布，再次将“教育”推向风口浪尖，引起各方关注，提出种种建议。 民间机构长策智库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17日提出的改革方案详尽全面，极具启发性。这些建议，笔者完全赞同，尤其是它的“核心价值”——“给予大学百分之百的自主权”，也是笔者多年的主张。但是，它的“问题”或者说其“不可行性”，却也正在于此。因为它的所有具体方案都是以这种“百分之百的自主权”为基础或者说为前提的，如果这个基础或前提不存在，它的各种方案设计得再理想、完美，都不可行。包括大学体制在内的教育体制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深刻或者实质性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改革，大学根本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所以恕我直言（可能过于悲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大学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权”。 因此，只能在这个现实条件下考量中国教育。而这十几年“教改”不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学校不自主（实际是行政体系下一个有着行政级别的“行政单位”）的条件下，实行学校自主的教育体制中的各种教育方法。在彼种体制下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此种体制下不仅无效，而且有害。十几年的“教改”，已经证明此点。 “应试”的无奈 中国教育问题多多，尤其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加严重，以致“群情激愤”，有关著述也多了起来，说明已引起各方重视。但细读这些满含激愤的口诛笔伐，却使人感到多数文章激愤有余，冷静、理性的分析则相对不足。对“应试”激烈抨击、提出种种变革无疑是应该的，但对教育改革的平稳深入来说，则远远不够，只有冷静分析才能真正对症下药，而“乱开方”的危害可能更大。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这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中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烂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都将长期属于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中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即使不使情况更糟，也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家庭出身、家长的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完全作为一种产业；甚至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利弊也并不完全相等，但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中学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有报道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担任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开始，每年陈昭方都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为省、市官员本人或子弟报考武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走后门，违反原则批条子或亲自找有关人员联系（指示），降低分数录取或免试，他个人则捞取经济上、政治上的好处。”这其实只是高校招生腐败的冰山一角。 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如果实行“教育产业化”，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免费或少花费享受优质教育、高等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