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9）12－0016－04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教育政策有多种分析视角。最常用的视角是沿着“问题界定—政策决策—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评估”的路径进行的惯常性的政策研究模式。由于这种研究范式带有实践、实用的取向，是一种技术主义的研究路径，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思路，我们称之为理性主义的政策研究。理性主义的政策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但绝不是唯一的研究范式。并且偏执于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就不容易发现教育政策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内在冲突性，从而不利于完整全面地理解教育政策。因为“理性模型将政策过程划分为两个互不相通的阶段：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这种模型假定，给定一系列完美的条件，政策就能产生所需要的结果。但是根据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组织的复杂性，这个假定天生就有缺陷。因为处于社会环境中的政策可能被忽视、抵制、抗议或变通，政策不是基于理性制定出来的，而是逐步‘摸着石头过河’的”[1]。 教育政策是在社会环境中运行的，政策不但受社会的影响，也形成着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由不同的群体组成，因而是繁杂的、散乱的、差异的、多样的。如果说社会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冲突。社会的冲突体现为权力的冲突和利益的冲突。教育政策通过对社会中各种教育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实现对有限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这里的利益分配过程实质上是利益相关者运用权力展开冲突、斗争、妥协和整合的过程。社会学关注冲突，教育政策孕育着冲突；社会学分析利益，教育政策分配利益；社会学研究权力，教育政策运用权力。由此，教育政策与社会学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正是社会学与教育政策的这种契合关系，使得用“社会学之眼”观察教育政策、透视教育政策成为可能和必须。社会学对教育政策的研究是通过解释、批判和关怀的独特方式进行的，这不但是对理性主义研究范式的补充，也让我们发现了理性主义研究范式所没有发现的内容。 一、解释：发现“政策制定”的“无形之手” 社会学是价值中立的，尽管这种中立受到多方的诘难，但对比公开宣布自己价值判断的政策学和政治学而言，社会学无时无刻提醒自己的价值中立，研究者也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持自身的价值中立、证明自己的价值无涉。“奉行事实判断，摒弃价值判断可以说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条基本原则。”[2]这样，用“社会学之眼”看政策学，就必然是一种“用价值中立的立场来分析有价值预设的教育政策”的分析范式。由此，社会学对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是解释而不是解读，是事实分析而不是价值推演。社会学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看成既定的社会事实，将政策的利益相关者看成是客观的研究对象，甚至将政策的价值预设和价值追求也看成是客观的存在。社会学要做的是解释、发现和揭示。解释政策是如何可能的，揭示政策文本背后的逻辑，探寻被政策现象掩盖的无形之手，也就是要发现政策背后无形而又有力的利益链条和利益逻辑。 在社会学看来，政策有两种逻辑，一种是表层逻辑，一种是深层逻辑。表层逻辑位于政策的台前，是政策公开宣告的，是文本清晰昭示的，是官方所竭力颂扬和推崇的。深层逻辑潜藏于政策的幕后，是政策制定者心照不宣的，是政策受益者刻意打造的，也是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所无法洞悉的。表层逻辑运用政策学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沿着现状分析、确定政策选项、对政策选项进行评估、做出决策、对政策实施的规划、政策效果的评价等模式化的流程进行；深层逻辑运用社会学“历史—解释”的分析方法，阐释政策制定的复杂性，阐明政策的整体性，关注政策制定过程中统治、权力、规则和政治象征等复杂问题，并将学校和学校外部环境中出现的问题与整个社会利益合法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联系起来。贯穿于教育政策两种逻辑的主线是利益，有时这两个逻辑是统一的，有时这两个逻辑是冲突的，当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推进政策运行的动力是深层逻辑而不是浅层逻辑。“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之类的教育政策就是政策的深层逻辑对表层逻辑僭越的运行结果。 多年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样的价值追求在我国的教育政策中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过“无数”次的表达。从“教育优先发展”到“教育均衡发展”再到“穷人的教育学”，相关的教育政策不断出台，配套的教育法律、法规相继问世。但教育投入依然不足，农村教育依然贫穷，西部教育依然落后，以至于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改变“富人的教育学”的状况。综观教育政策感人的文本陈述，评析官员们掷地有声的教育承诺，我们得出结论：政策没有问题，执行有了问题。于是“好经被歪嘴和尚念坏了”成了公认的解释理由。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政策研究范式，理性主义研究范式推崇线性的因果分析，讲求简单的归纳演绎，注重形式的文本分析。而教育政策的本质存在于多中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之中，这表现为教育政策的参与者与实施者是多样的、复杂的、差异的，这也可以称之为政策的社会特质。具有这样一种特质的教育政策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是无法进行的。 社会学的解释旨趣使得其有志于对教育政策的理解、解释、分析和反思。只有在解释与理解中，才能让政策知识与权力媾和所形成的潜在规则显性化、公开化。因此，社会学首先要对教育政策之所谓的“好经”进行研究，诸如这些政策是“好经”吗、是谁的“好经”、“好经”好在哪里等。这或许可以称为教育政策社会学的宏观研究，这里的宏观研究不是宏大研究。宏大研究进行的是概念的演绎、理论的推演。社会学的宏观研究依然遵循“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考察事实、观察经验、体验情境。这就必须对政策的制定主体进行考察、分析和深挖。社会学要用犀利的眼睛体察政策制定者活动的“台前幕后”，分析政策制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和时代气息，洞悉政策利害相关者之利益的多寡、权力的强弱和斗争的胜负。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政策是谁的政策，政策体现了谁的利益以及政策的表层逻辑和深层逻辑的差距在哪里。唯有此，才能超越教育政策的文本世界而发现政策的意义世界和假想世界。当研究者走入教育政策制定者的象牙塔世界，展示出社会精英的强势话语和强权地位，揭示出利益保护者的缺席状态后，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政策”是“好经”的结论。诚然，我们也期望更多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是，政策的出台是利害相关者的广泛参与、社会大众的普遍共识，政策是名副其实的“好经”。如此，政策的表层逻辑就等同于政策的深层逻辑，但这种揭示依然要利用社会学的解释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