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1-0129-11 社会各成员间的贫富差别是原始公社以后各种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们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见解。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以往大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展开，其结论也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认为随着社会制度的进步，由经济剥削所导致的贫富差别会逐渐消亡。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贫富差别思想进行研究的，尚付阙如。本文分四个部分：一、中国古代关于贫富差别的原因的分析；二、中国古代关于贫富差别的对策思路；三、中国古代贫富差别思想的发展演进；四、简要的评论。 一 一般而言，追求富裕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即使社会经济是增长的，人们的富裕程度在一定时间内仍然难免存在差异；纵向地看，各人之间实现（或接近）富裕也总有先后之分。如果制度不当导致经济停滞和凋敝，则会使一些社会阶层长期陷于贫困乃至赤贫。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不高，人口数量较多，市场发展受到抑制，财富增长缓慢，因而使贫富差别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消除这种社会经济的痼疾，人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产生贫富差别的原因。 有人认为贫富差别来源于产业的分工。西汉时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①同时代的桑弘羊进一步指出，商业之所以能积聚财富，取决于这一行业特殊的规律和要求：“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②“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③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而在重视农业生产的论者看来，只有农业才能够真正致富，如在西汉盐铁会议上与桑弘羊激烈辩驳的贤良文学们断言：“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④但在历史上，这种结论缺乏普遍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桑弘羊的看法已经把贫富差别与人的不同禀赋联系起来了。而这种分析思路最早产生于先秦。战国时墨翟指出：“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⑤战国时《管子》写道： “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偿也）本之事，……故民利有百倍之失也。”⑥司马迁也有类似的说法，所谓“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⑦。桑弘羊更是明确表示：“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⑧，“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人与人之间本身是有差别的，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大多缘于智愚、巧拙、勤惰之别，如说：“富贵擅之于智力”⑩，“狡者日富而拙者日瘠”(11)，“富者骄而贫者顽惰”(12)。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眼中，人的禀赋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智力水平，另一方面是努力程度，后者在经济中的体现就是勤惰与俭侈，而这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特征也是导致贫富差别的原因所在。战国时韩非分析说：“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13)桑弘羊继承了这种观点，指出：“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灾害疾疫，独以贫穷，非惰则奢也。无奇业旁入，而犹以富给，非俭则力也。”(14)北宋李觏强调：“田皆可耕，桑皆可蚕，材皆可饬，货皆可通，彼独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15)司马光写道：“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知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垫，而不知自悔也。”(16) 如果说以上三种关于贫富差别原因的分析具有微观（个人）和中观（行业）的特点，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宏观思考则体现在资源有限、制度变迁和阶级关系等焦点上。战国时荀况指出：“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17)但是，如果听任人们追求自己的财富欲望，就会面临“物”“屈于欲”的困境，最终必然导致“穷”的后果：“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18) 西汉董仲舒认为，当时的社会贫富差别与土地兼并直接相关，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一方面，统治集团和大地主“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另一方面，“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其根本原因是战国时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19)。值得注意的是，把贫富差别的产生归咎于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因果认定在中国古代很具有代表性，它深刻影响着有关治理贫富差别的政策思想。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古代社会的贫富状况与阶级格局有关。从政治角度看，能够获取财富的或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特权者，或是拥有竞争优势的垄断者，而生活在底层的只能是被剥夺者。动态地说，一个社会的阶级关系既是贫富差别的结果，又是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的原因。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劳动民众对贫富差别的愤慨之情已有明显表露，那些“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而拥有财富的人被讥为“素餐”（不劳而获）者(20)，人们警告贪婪的“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21)。而在更多的场合，商人的生活方式和对农民的剥夺遭到众多的谴责。西汉贾谊指出：“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22)晁错抨击说：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23)。董仲舒指出：土地可以买卖之后，国家对山林资源的垄断、政府赋税的繁杂、地主私租的沉重和各级官吏的贪暴，都是导致贫富悬殊的弊端，特别是富贵之家“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使“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24)。以后，类似的揭露不绝于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