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朝晖,男,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文献学、出版史研究。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古籍印数关系到传统雕版印刷的技术特性、书籍产量、市场大小、生产周期、生产经营模式、流通状况等方面。关于雕版书籍印数的中文史料记载颇不一致,显示了雕版印数问题的复杂性。而明清时期的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传统雕版印刷书籍印数也有一些比较详细、系统的记述,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证数据。雕版印数问题的复杂性源于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技术特性。雕版印数可分为单次印数与最大印数。雕版书单次印数取决于技术因素和实际需求,普遍在数十、数百部之间。影响雕版印刷最大印数的因素有材质、环境、刊印技术、质量要求等等,印数极限可至万部以上。通过雕版印数可观察传统雕版印刷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雕版印刷的生产周期比较长,绝大多数情况下出版者没有可能、也无必要在短时间内使书版达到印数极限,中国古籍的单次实际印数一般都十分有限。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3 期

字号: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9.09.041

      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问题对于考察传统印刷出版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十分关键。古籍印数的多少牵涉到多个方面,如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技术特性、书籍产量、书籍市场大小、书籍生产周期、出版者的生产经营模式、书籍流通状况等等。但由于资料的匮乏,这个重要问题自来少人关注。笔者在中文史料中搜集到了一些关于印数的材料,同时发现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对雕版印数问题有详细的记述,可与中文材料相参证,并弥补本土史料的某些不足。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外史料,对这个学界长期以来语焉不详的问题作一初步梳理,以就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印刷技术可分为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两者在技术上有不同的特点,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前者。

      一、关于雕版古籍印数的认识现状

      雕版印刷书籍的印数通常是多少?一副雕版最多可以印多少部书?总的来看,现代学者对雕版古籍印数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今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

      20世纪40年代,卢前在《书林别话》中抢救性地记录了雕版印刷的工艺流程,他提到雕版通常刷印30部,但同时又说印数可以是“任意”的[1]8。30部的数量显然过少,卢前所指的或者是书版一天中一次性刷印的数量,或者是因为他记录雕版印刷工艺时传统雕版市场受到现代印刷业的严重挤压,所以刷印量很少。钱存训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纸和印刷》中指出:“一种版本平均要印多少份,很难估计。”“新的印版可以连印1.5万次,稍加修饰后,可以再印1万次。”[2]178钱先生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书版在修版前的最大印数为1.5万次,稍加修补后可再印1万次。钱先生在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中又写道,雕版初印印数可达1.6万次,与前书记述略有不同[3]166。对于这两处数据,钱先生均未言明出处,可能是得之采访或传闻。另一位印刷史家张秀民先生在其《中国印刷史》中引用明人方以智《物理小识》中的一条材料:“中通曰:虽梨板亦止印二万篇则胡涂矣,故须煮板能久。”[4]卷八他在该书另一处又比较笼统地说:“雕好一部书板,一次可印出几百几千以至上万部同样的书来。”[5]529美国著名的中国印刷史专家卡特在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写道,一块板只能印1万次,以后就漫漶不清[6]53。美国学者贾晋珠在《为利而印: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书坊》一书中写道,广陵古籍刻印社和金陵刻书处提供的数据表明,梨板在需要稍事修版前可印上两三千份[7]31-331。

      以上关于雕版古籍印数可谓众说纷纭。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首先源于史料上的匮乏。诚如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先生所云:“实际上,刻本的印数材料极少见,无论是官刻、家刻,或是坊刻,较之活字本的印数材料来说,更为难得。”沈津先生曾在他的网络博客“书丛老蠹鱼”上发表了题为《古书中刻本的印数》的文章[8],列举了他在长期的古籍版本工作实践中留心搜集的不少古籍印数资料,兹择要胪举如下:清康熙间内府刻本《佩文韵府》刷印1200部;李煦奉旨刷印《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古文渊鉴》各1000部;康熙五十一年,和素、李国屏奉旨刷印《古文渊鉴》493部,刷印《御选唐诗》1000部;清嘉庆间,石开基将《增订遏淫敦孝篇》一卷刷印1600卷(册),而“各省诸君来印施者,共计一万七千卷有奇”①,通计约在20000册左右;清刻本《家宝全集》序云:“发愿印送一万部”;1925年,沈阳郑璞山、薛志远刻印《感应篇直讲》约8000本;1937年,上海某寺印《化劫宝卷》8307部;1939年,文华斋刻《春秋正议证释》,分春秋两季共印1500部。

      二、笔者所见中文史料及其分析

      笔者在浩如烟海的中文史料中搜集到更多历代关于刻本印数的资料,可为更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提供帮助。以下分官刻、私刻、坊刻,分别就笔者所见加以叙述。

      关于官刻书印数,所见资料有:

      北宋嘉祐间,王琪守吴郡,假省库钱数千缗大修官厅。“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即俾公使库镂版,印万本,每部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富室或买十许部。”[9]卷六

      元至正五年、六年纂修辽、金、宋三史,牒行江浙行中书省各印造一百部[10]127。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元世祖“敕镂板印造帝师帕克斯色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11]卷一一。元代官修《农桑辑要》多次交由江浙行省印造,颁给各道廉访司,每次约在一千五百部左右,各朝累计印行超过一万部②。

      明弘治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请由司礼监刊印古本《武经总要》,以供文武官员习武备边。“用好纸刷印数百部,颁赐两京公、侯、伯、都督、武职大臣,并各边镇守总兵、太监、巡抚都御史官员,并本部及两京武学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贮。”[12]卷一三嘉靖间朝廷因李福达之狱编成《钦明大狱录》,“刊印共一千七百部”[13]卷八。嘉靖十五年南京国子监祭酒吕柟奏请礼部重刊《仪礼》一书,印装一两百部,以便诸生肄业[14]卷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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