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是一门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①它诞生于1958年，以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迈耶(John Meyer)发表的经典文献“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为标志，②至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历史计量学的出现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之间的结合，在史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诺斯(Douglass C.North)和福格尔(Robert W.Fogel)因在历史计量学中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而于1993年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Cliometrics”一词由数理经济学家雷特(Stanley Reiter)首创，由两个部分组成，前缀克莱奥(Clio)是历史女神，她启迪人们以多种不同的方法研究历史，后缀metrics是度量的意思。“Cliometrics”一词根据权威经济学辞典的定义，现在译为历史计量学。③与“Cliometrics”表述相同内容的英文词汇，还有“New Economic History”、“Econometric History”和“Quantitative History”。其中，“New Economic History”被国内学者译为新经济史学。④“Econometric History”早期被关注其发展的国内历史学家译为“计量历史学”、“计量史学”，⑤还有学者将其译为计量经济史学或经济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被国内学者译为数量史学。这些中英文词汇都是从“history”(史学)的角度对这门学科进行界定和表述的，现在看并不能准确表达历史计量学当前的发展趋势。历史计量学50年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经济史学中萌芽，随后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发展壮大，并最终超越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历史计量学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但历史计量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其研究范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冲突和裂变，实现了从史学范式为主向经济学范式为主的转变，并孕育了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在历史计量学50年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学科地位也不断提升。早期的历史计量学仅仅为各专史和断代史提供方法和技术支持，在历史科学中作为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分支出现，是众多具体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并不具备理论指导的意义。随后的历史计量学逐渐摆脱了这种初创时期的附属地位，通过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成功地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这门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当前的历史计量学已经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正在弥补传统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之间的长期分裂，成为一门介于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史之间的独立的理论经济学学科。所以，沿用“history”等史学名称，并不能准确表达这种发展趋势，相对而言，“Cliometrics”作为一个专有词汇是个较优的选择，⑥现在也有更多的学者使用“Cliometrics”这一名称。⑦当然将“Cliometrics”译为“历史计量学”，并不能完全涵盖当前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如它仅强调了“计量”这个实证分析的内容，而对经济史研究中模型化分析、经济理论运用及创新等内容，并没有在中文译法中予以体现。不过，在“Cliometrics”更好的译法出现之前，历史计量学这个译法是个不错的选择。本文的侧重点不是概念辨析，而是梳理历史计量学50年的发展历程，分析这门学科研究范式的变迁，⑧揭示历史计量学的学科地位是如何演变的。 一、历史计量学的萌芽及在历史科学中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今 (一)历史计量学的萌芽及研究主题的变迁 这一时期历史计量学的研究主题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对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检验和批判，主要涉及经济增长、奴隶制度等历史学命题；二是从原来的历史学命题中摆脱出来，转向考察和验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命题，如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等，同时追溯许多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历史渊源。 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学家为解释贫富国家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将研究的焦点放在理解经济增长的来源、寻找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等问题上。诺斯早期开展的历史计量学研究，就是围绕回答这些问题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其实，统计和计量方法在历史计量学诞生以前，已经在传统的经济史研究中运用。但这种运用只是利用简单的统计分析得到数据，注释或佐证某种观点的正确与否。要回答上述问题，利用传统的方法，如简单地罗列进出口贸易额、工农业总产值等宏观统计数据，而不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是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诺斯的研究区别于传统经济史学的一点，在于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为指导，寻找美国经济史中的诸如出口和区域专业化发展等数据，来验证这些新古典理论中指出的所谓“决定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⑨同时代各种经济理论的迅速发展，为历史计量学尝试不同的理论指导提供了可能。此期经济学界还有学者提出，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10)到1957年，经济学家索洛进一步提出了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11)诺斯和福格尔等学者在这些理论指引下，将研究对象从整体经济转移到具体产业上，以美国的交通运输业作为案例，验证技术进步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诺斯使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和间接计量的方法，(12)从微观的视角研究了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中生产力的变化，结论是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的传统解释无法得到验证。(13)福格尔利用社会储蓄的概念和反历史事实计量的方法，(14)从宏观的视角研究19世纪后期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铁路并不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5)随后一些经济学家延续这个研究思路，考察了铁路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影响，(16)还有的学者分析了铁路以外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7)他们都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单靠一项新技术并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革命性影响。这样，通过对诸如出口、贸易等新古典因素以及技术进步的考察，诺斯认识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遗漏掉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于1971年与戴维斯合著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提出美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新古典理论所说的要素积累的结果，而且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18)诺斯此时开始认识到，从经济史分析中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制度既定的假设确实存在局限，他转而寻求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发展历史计量学。而要考察制度差异如何引发国家之间不同的经济绩效，单靠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显然不够，诺斯随后将历史计量学的研究对象从美国转向了欧洲诸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