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2-0086-12 19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但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滑，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3跌至1/20。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820-1952年为-0.08％。①这也标志着中国由一个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国家走向了衰落。 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走出了停滞的状态。1952-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为4.4％，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34％。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出现递减的趋势。只有在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才真正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1978-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9.7％。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陷入衰落，又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崛起？为什么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这样的增长轨迹？为什么中国在以上三个时代会出现不同的命运？进一步来说，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国家兴衰的轮回？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一国出现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 要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需要探索中国经济史演变的内在逻辑，考察中国经济赖以运行与增长的机理。在此基础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制度原因，并对未来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的前景做出预测。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增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的认识，把握现阶段经济增长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廓清未来改革应致力的基本方向。 本文在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得失，得出了一个新的能够解释一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即国家、市场、产权之间均衡的结构是一国长期增长的基础性制度结构，建立国家、市场、产权三者之间均衡的制度结构是实现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三者之间良性的互动式调整才能导致长期增长。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增长无疑有很强的解释力，本文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市场与产权关系的调整现状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后改革时代应当致力的改革方向。 一、相关文献综述 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既是经济学的一个主流命题，也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一个持久的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很多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已在教科书中广为传播。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从分析视角上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投入要素的技术分析，类似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等等。这些经济增长理论都是从一个侧面或角度分析一国的长期增长和繁荣，如从要素积累、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角度探究经济增长规律。可以说，只是探讨了增长过程本身，并没有真正说明发生经济增长现象的动因。诺斯和托马斯指出：“我们所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这些增长理论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即社会制度在长期是既定的，从而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另一类是社会历史因素决定论的分析，类似李约瑟等人的理论。再一类是制度变迁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涉及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后二类。 1.有关国家兴衰的理论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分析了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允许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居于强势地位，那么他们就会剥夺整个社会利益；如果各利益集团相对均衡，则会对社会有正面影响。产权的变革过程是重新分配财富的过程，强势利益集团作为既得利益者，往往成为高效率产权制度建立的障碍，所以无效率产权成为常态。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完全取决于效率原则，还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规模、地位及与统治者的关系。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寻求特殊利益的各种集团或组织过于活跃时，将会降低社会效率和国民收入，而且还会带来政治不稳定的因素。[16]他在《权力与繁荣》中通过引入政府权力于经济增长之中，说明了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繁荣程度。 安斯姆哥卢(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提出：经济增长决定于统治者的选择和决策，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常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侵蚀或危害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总会漠视或阻止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该文将制度变迁乃至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于统治集团的主动性。②这一观点能够解释某国在某一特定领导集团运用其执政能力和政治偏好推动经济进步的现象，但不能解释一国长期、持续保持增长和繁荣的内在机制。二战后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及个别发展中国家也曾在一定时期取得良好的发展绩效，但并未实现长期发展的期望结果。 2.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 以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展了以制度作为其解释变量的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③明晰的产权可以缩小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的差异，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产权规则和促进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增长。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2]17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是相互冲突的，即所谓诺斯悖论。国家能否使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关键是国家能否建立保护产权的法律。 诺斯的理论突破了以往只是罗列经济增长要素的增长理论，指出了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制度条件和动力机制，提出国家的产权保护对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诺斯提出的所有权与国家的关系，是分析“国家悖论”的重要线索，因而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经济增长的机理。尽管诺斯看到了国家与产权之间互动关系的存在，即国家提供竞争和合作的基本产权结构，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但他未提出克服和解决“国家悖论”的制度框架，未找到有效的机制消除和缓解“国家悖论”带来的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