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8)04-0033-12 海州即今天连云港,地处江苏东北部。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城市已有不少综合性的研究,包括了城市的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现代性等主题。中文专著方面有:张仲礼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隗瀛涛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罗澍伟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史明正著,王业龙等译的《走向近代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仲礼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笛著,李德英等译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英文著作方面有:Buck,David,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William 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84; 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Frederic Wakeman and Weh-hsin Yeh,Shanghai Sojourn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1992; 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5; Michael Tsin,Nation,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Canton,1900-192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Hanchao LU,Beyond the Neon Lights: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Kristin Stapleton,Civilizing Chendu:Chinese Urban Reform,1895-19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3等。除此之外,海内外还有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例如:据统计专门以上海为主题的海外博士论文就有300余篇,由于数量极多,因此对于大量中外研究论文以及未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本文只能从略。 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北京等。正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所批评的这些东部大都市如上海,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近代中国城市的全貌?因此为了更全面认识近代中国城市,对于中小城市的研究也是必要的①。近年来地方城市研究也渐有起色②。同时近代苏北地区作为中国东部平原的一个异质,其深刻的贫困与动荡历来令人瞩目。学术界从经济、社会、灾害等方面对包括海州在内的近代苏北也做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目前没有针对近代海州城市的研究③。 本文拟结合海州的区域社会政治背景,通过深入发掘资料,从地理角度探讨这个近代苏北小城发展的过程、转变、动力以及局限,以便更好的理解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复杂的机遇与机制。本文研究时段以1855年黄河北徙为起点,以1938年日本占领海州为终点。 一 贫困与动荡:近代海州城市的地方背景 海州在自然地理上位于鲁中南丘陵与淮北平原的结合部,六百多年的黄河夺淮入海严重破坏了海州原有的沂沭水系,使海州“上承东省来源,下游逼临海浦。每春夏之交,载植甫毕,横流随至。渺弥一片,不见阡陌”④。严酷的自然环境直接导致生产力的低下,明代的海州已是“榛莽极目,茅茨无烟,即民所止聚而为名镇者,亦仅仅数家耳。前涉沮洳之途数十里,渺若湖陂,询之则皆可菽可粟之区,洼下而为水所侵淫者也”⑤。近代以来更是每况愈下,“从山东到旧黄河盆地的苏北地区是经济上最落后的地区。这个地区最有特色的盐碱土壤要比苏南地区的黑土贫瘠的多。此区在夏季容易遭受洪灾,所以只能收获一季冬小麦。……调查显示对于一个苏北家庭来说,要想获得一个苏南家庭种植二十亩地所获得的保障,他必须要种四十到一百亩地”⑥。因此,脆弱的小农在灾害频繁的扰动下极易铤而走险,“故一遇水旱天灾,扶老携幼,就食江南,尽室以行,名曰逃荒。悍桀之徒,腰藏匕首,肩荷快铳,纠众劫掠,盖习以为常矣。土匪之多,弊正在此”⑦。而海州作为淮北盐的基地,民间的私盐贩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土匪活动,“江北私枭以仪征为最,淮北私枭以海州为最。海州毗连清河、桃源、宿迁、沭阳等处。民风本称强悍,又有山东、安徽匪徒窝屯护送,是以较仪征为尤甚”⑧。所以近代海州也以土匪著称,“海州俗悍民贫,夙称盗薮。外来帮匪亦时出没其间”⑨。而且土匪活动深入乡村,“他们到高粱已熟的时候便拿起农具,做一个种田的人;遇有机会,弃了农具,还做那强盗生活。这正是聚则为匪,散则为农”⑩。这种土匪现象在资源稀缺的淮北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策略(11)。频繁灾害导致的深刻贫困以及因匪患而诱发的社会动荡共同构成近代海州城市发展的地方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