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8)04-0058-05 17世纪初的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时代，国家统一。幕府将军德川家康一改过去丰臣秀吉政权极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尽量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而社会政治较稳定，百姓生活较安逸，消费需求不断增加。①当时的日本“人口约有1500万-2000万，与同时代欧洲的人口一样多。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很富有，他们迫切想购买外国产品”，②特别是中国商品。为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购买欲望，更主要的是为了从对华贸易中赚取超额利润，德川幕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极力想与明朝修复官方贸易关系。 一、日本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 16、17世纪的日本，手工业尚不如中国发达，许多生活必需品均需仰赖中国供给，如“闽广糖果、青衣、麻葛、丝、罗、缎、绢、川广药材、铜锅、鼎铣”③等。极具“崇洋”心理的日本人，尤其对中国的丝货“情有独钟”，虽然日本本国就是一个产丝国，但日本人却宁可要中国的丝货，不管是生丝还是纺丝，因为中国丝货质量上乘。④日本一些水平较高的丝织业，如代表16、17世纪日本手工业最高水平的京都丝织业，其原料主要是从中国进口的生丝，因为国内产的优质丝不够满足需求。据西班牙人所载，当时的日本每年要消耗掉220500公斤的生丝，而其本国自产的生丝即使在最好的年份，产量也只有94500-126000公斤，换句话说，日本每年还需进口大约一半的生丝。⑤日本对中国生丝的旺盛需求还可以从一位直到1620年左右还呆在日本的西班牙人的见证中得以体现，这个名叫阿维拉－吉隆(Bernardino de Avila-Giron)的西班牙人写道：“自从24年前丰臣秀吉征服整个国家以来，人们开始穿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奢侈，现在从中国与马尼拉进口的生丝不足以满足日本人的需求。”“在这个国家的生丝消耗量平均为3000-3500担，有时甚至超过那一数量。”在一份耶稣会传教士所作的报告中也提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生丝在日本有很大的需求。⑥日本对中国生丝的倚赖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出现了“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的现象。⑦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丝在日本封建经济中不可或缺，它与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除生丝外，物美价廉的中国丝织品亦较昂贵的日本同类产品来得畅销，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人的一份记录中看出：“（来自中国的）几千万的纯色或带刺绣的天鹅绒、纯色的琥珀织、缎子、薄罗纱以及此外各种各样的布料，每年都可销售一空，不分男女，都穿着各种各样带色彩的衣服，无论是少女还是未婚姑娘，即使五十岁以上的妇人亦如此。”⑧可见，中国商品在日本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日本白银产量的丰富 从足利时代开始，日本已出口过白银和铜。⑨进入16世纪，大名们积极开发金银矿，结果，在一些年里，有五十几个金矿和三十几个银矿发展起来，日本的贵金属产量显著增长。⑩到16世纪末，其白银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1/4。(11)经过历代统治者的积累，到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的白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想要的任何外国货。17世纪上半叶，日本输出的产品中，有95.1%为可铸币用的金属，即银，85.8%；铜，7.9%；铜币，1.3%；铁，0.1%，其余的则是在数量上微不足道的食品、木材、工艺品等。(12)实际上，到1563年后，白银已在日本出口物中占据重要地位。(13)对于日本白银产量的丰富，第一个访问日本的荷兰人庞博(Dirck Gerritsz Pomp)曾在其航行报道中写道：“在日本，有许多白银，当地人用它们交换中国的丝绸。葡萄牙商人从日本带走白银，用以换取中国的黄金，他们也在中国购买丝绸和其他奢侈品。”(14)日本的白银产量之丰还可以从下面这两条史实略见一斑：日本商人常把白银制成银盘带至马尼拉，以公道的价格出售；(15)在长崎，日本人从不进行赊账贸易。(16)岩生成一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日本海外贸易的全盛期（1615-1625年），经日本船、中国船、荷兰船、葡萄牙船和其他船只运出的日本白银是非常多的，粗略估计有130000-160000公斤，相当于当时除日本外的世界白银总产量的30%-40%。(17)不可否认，专家们对日本流出的白银准确数额有很大的分歧，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668年白银被禁止出口为止，日本输出的白银数使得从欧洲和美洲涌向亚洲的白银数相形见绌。(18)当时仅靠日本的白银和铜即可满足中国与东南亚的大量需求，(19)这便是为什么欧洲与亚洲商人如此热衷于经营对日贸易的原因所在。日本白银不仅产量高，而且银质佳，日本市场上流通的银币中，几乎没有假币。(20) 巨大的白银产量决定了日本强大的购买力。 三、日明朝贡关系的中止 本来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令日本人无限渴慕的丝货，而日本又有如此之多的令中国人无限向往的白银的事实，应该使这两个东亚强国成为最佳生意伙伴才对，偏偏两国之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无法互通有无。 明代前期，明朝虽与日本维持着朝贡贸易关系，但由于明廷对日本的朝贡作出种种限制，不仅贡期长，而且船数少，致使把对明朝贡视为赢利之机的日本各大名、寺社常常为取得勘合贸易而激烈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嘉靖三年（1523年）终于酿成了“宁波拼杀事件”（又名“争贡之役”），中日贸易因此中断长达17年之久。直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方面才复遣使来朝。然而，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日本遣明船即为最后一批，因为嘉靖三十年（1551年），日本在纷乱中失去了勘合，于是停止派遣入明贡船。(21)此后，饱受“嘉靖倭患”折磨的明朝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往来，而丰臣秀吉于1592年和1597年的两次侵朝行动再度使中日关系异常紧张。明朝被迫于1593年重施海禁，“近因倭寇朝鲜，庙堂防闲奸人接济硝黄，通行各省禁绝商贩。”(22)这次海禁虽仅实施了一年，却使原有的秘密潜往日本的明朝走私商船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近绝迹。(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