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4-0125-03 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在他的学术影响之下，以闽粤地区的一批学者为骨干力量，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跨学科整合为学术特色的研究群体。这个学术群体被学界称之为“傅衣凌学派”，也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林甘泉先生曾评说这一学派：“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1](p.2) 为了全面总结傅衣凌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就，2006年中华书局约我搜集整理傅衣凌先生生前结集和未结集出版的所有论著，以《傅衣凌著作集》的形式予以重新出版。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及众多研究生的共同努力，《傅衣凌著作集》终于于近日全部出版发行。作为傅衣凌先生的一名学生，我在欣喜之余，感到有责任借此机会，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贡献，做一梳理和总结，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傅衣凌著作集》共分六册：原已结集出版过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依旧各自成册；原《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二书合为一册；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二书合为一册；其余各种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论文合为一册，根据傅衣凌先生生前的意愿，称之为《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傅衣凌著作集》六册基本上保存了傅衣凌先生的绝大部分论著，虽然有某些早期的文章，已经很难寻觅，但是相信其数量相当有限。傅先生还有一些译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日本学者的《新安商人研究》和《宋代牙行考》等，限于体例，此次整理编辑时一概没有收录。《傅衣凌著作集》的整理出版，相信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前辈学者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艰难历程，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弘扬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学术风格，无疑将产生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傅衣凌先生早年在母校厦门大学和日本法政大学受过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学术训练，这对于他后来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注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关系至深。20世纪30年代，刚刚步入史坛的青年傅衣凌，在学术研究的探索道路上，正经历着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洗礼。傅衣凌先生有鉴于歪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说和一般论说流于空泛教条的弊端，立志写作中国农民论、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他吸收传统学术和日本社会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学方法。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根据在黄历乡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整理成三篇文章，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2]在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这本小册子，可说是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它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基本研究特点：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广泛地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在探讨经济史中，特别注意区域性的局部分析，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又从宏观审视微观的研究理念。 对于区域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层思索，他把研究的领域从农村扩大到商业上面来。1946年前后他写成《明代徽商考》发表。在徽商之外，又发现陕西商人、苏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等等都是明代重要的商人，他逐一对这些区域商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解放以后，傅先生把他在以前对于农村问题和商人问题研究的成果充实提升，分别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的书名予以出版。 1949年以后，傅衣凌先生倾心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诸问题。50年代初，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也是先从农村经济开始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代江南地区经营地主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论文。嗣后，他又结合《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撰写其他文章，辑成为《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环境逐渐恶化，傅衣凌先生一方面继续进行他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问题的探索，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较多地关注明清时期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在这期间，他撰写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的书稿，作为上课的讲义在本科生及研究生中进行讲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多次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为了使自己辛勤写成的著作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问世，这部著作也不能不带上那个时代的某些烙印。尽管如此，在傅先生生前，这部著作还是未能及时出版。直至1992年才由我略加整理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傅衣凌先生着手对于自己半个世纪来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构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1982年，经他自己选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他又对于自己以往的许多学术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升。他尤其关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的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萌芽状态与成熟状态不同，两者又不可等同起来，因而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应该有所区别。”[3]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傅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在这个学术思想指导下，他愈来愈有意识地把这两个表面上看来是矛盾对立的研究课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他长期潜心研讨的心得融会升华，得出比较系统的见解。尤为难得的是，傅衣凌先生在晚年病重期间，仍然坚持不渝地进行新的思考，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的论点，对自己五十年来的学术历程进行了整体的反思和新的总结，发人深省。他认为，在16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已发生走向近代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后退，但到最后，并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4]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5]“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提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深佩其说”。[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