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4-0093-07 一、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趋势的发展 中国经济史学者研究地方经济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时，研究者大都从全国范围内选择研究对象，故研究工作所在地之事的少，研究外地之事的多。随着经济史研究队伍的扩大与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这种情况有了变化：前者由少变多，后者则相反。上世纪50～60年代前期，一批学者致力于工作所在地特色经济史的研究，诸如：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在北京工作的邓拓，收集并研究明清时期北京门头沟煤矿的契约；吉林大学孔经纬对东北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张仲礼、丁日初、姜铎等对上海企业史、行业史的研究；南开大学熊性美、郭士浩等对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研究；中南财经学院周秀鸾、谭佩玉和笔者对武汉市面粉工业史的研究。此种事例甚多，不胜枚举。研究者研究本地经济史中的特色事物逐渐在中国经济史学领域里形成一种新趋势，给中国经济史学科带来勃勃生机。可惜这种方兴未艾的势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文化大革命”以后直至当前，由于出现下列新情况，局面为之大变。(1)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以及省会城市社会科学院相继设立，它们以研究本地问题为基本任务。(2)各省及省会城市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并提供相关的课题资助，鼓励本省本市工作者研究本地问题。(3)高等学校成倍增长，它们强调为当地建设服务，引导教师研究当地的问题。(4)各省和高等学校的出版社与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数量增加的速度比高校数量的增长更快，它们特别欢迎本地研究者研究本地问题的成果。(5)《当代中国》丛书中设立地方卷，每省一卷，当代经济史是其中的重要部分。(6)各省、市县修纂地方志，年限上起1840年（有的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下迄1985年（有的下延至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初年），近现代经济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与地方志都由本地人员编写。编修工作历时几年、十多年至二十多年。每省参与工作的，少则千余人，多至数千人。这两项工作既对各地近现代经济史资料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收集、大发掘、大整理，又培养了一批对本地经济史有兴趣的研究者。(7)发表经济史论文的全国性学术刊物在数量上翻了几番。除《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先后复刊外，新办刊物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中国经济史研究》设“区域经济史专栏”，《当代中国史研究》设“地方史志研究”专栏，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起了倡导和促进作用。(8)一些省成立了研究本省经济史的研究中心或学会，如山西省研究晋商的中心和研究所；广东省有明清经济史研究会；湖北省有经济史学会、商业史研究会、茶叶研究会等学术组织。(9)专业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本地经济史中特色现象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成果丰厚。如天津社会科学院胡光明、宋美云等对天津商会史资料，南开大学赵津对永久黄集团资料，武汉大学尹进、代鲁对汉冶萍公司史料，四川大学凌耀伦、熊甫等对民生公司史料，厦门大学林金枝对福建、广东华侨资本资料，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对徽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山西大学刘建生等对晋商资料，复旦大学吴景平等对近代以来上海金融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等。在地方特色经济史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一批地方经济史著作。研究省以下的地区，如范金民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和蒋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省级的，如刘建生的《山西省经济史》和苑书义主编的《河北省经济史》；跨地区的，如孔经纬主编的《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和王致中等的《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此类成果为数众多，难以罗列。 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史学同行朝着研究本地特色经济史方向前进，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在近20年来发表和出版的经济史论著中，同地研究的成果约占泰半之数。这种状况表明，在当前阶段，经济史中的同地研究已占主要地位，成为研究的主流。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由于政府行为促成的，不是由学术研究团体组织的，也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的，而是经济史研究者个人选题都朝这个方向努力促成的。就此而言，它是自发行为的结果。这种个人自发的、分散的行为之所以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同一个方向，从中国经济史学科近百年的发展进程来看，是这门学科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内在要求，因而是合乎规律的。 二、有利于研究者发挥优势 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之所以蓬勃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对研究者来说同地研究具有许多优势。其中重要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从选题来说，研究者熟悉地情，知道本地经济史中哪些事物最有特色，以及它们在本地区和在全国经济史中具有的地位，哪些事物是当地人民和政府最为关心的，能准确判断这些事物中的要害所在和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在选题上做到独具慧眼，从而能找出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此种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选题，在学术界被称为“近身之学”。 从资料来说，当地人研究当地事，可以就地取材，收集资料的条件最好。因为有关当地事物的资料，诸如地方政府档案，地方报刊，私人的书稿、函牍、笔记、日记，方志，碑刻，契约，谱牒，账簿，以及戏曲唱本等古今文献，当地储藏最丰富，此其一。其二，本地人搜集本地的资料，较研究外地问题到外地去搜集资料要方便得多。其三，对当地事物，当地知情人最多，他们知道得最具体、最详细。当地研究者与这些知情人往往比较熟悉，访问他们较为容易。 从分析来说，任何一种经济事物的产生与相关文献的形成过程，都与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有关，从而带有地方特色。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的人，特别是土生土长的研究者，了解本地的现实，熟悉本地的民情、风俗、习惯和语言，能妥当地将事物与文献置于本地历史情境之中，理解相关文献中词语（特别是一些反映特色经济特征的方言）的语境及其含义，并给予准确、鲜活的释读，不致因隔膜而导致误解。我写《黄奕住传》，传主是福建南安人，1919年后定居厦门。我四次从武汉到该地调查，因闽南话难懂，语言交流已是一大困难，准确理解并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当地文献与语言中特有的词汇与术语，有的比从外文翻译成中文还难。更为困难的是对习俗的理解，如几百年来为适应海上贸易风险大而逐渐形成的收养儿子的传统，如华侨的“两头妻”风俗，等等。本地研究者则无此类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