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经持续近30年，也是世界11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至今还保持高增长的国家(刘树成、张晓晶，2007)。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虽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大进展，但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并未形成共识。从一国生产过程来看，经济增长直接原因主要是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但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自North et al.(1973)开创性研究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North，1990，1994；Delong and Shleifer，1993)，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现执政者约束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1.，2004)，资本和劳动只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Grossman et a1.，1991；North et al.，1973；North et al.，1989)。为提高制度决定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现代制度理论转向有效制度分析(Knack andKeefer，1995)。Hall and Jones(1999)、Acemoglu et al.(2001，2004)、Levine(2004)、Dollar and Kraay(2003)和Rodrik et al.(2004)通过构建制度决定论框架，将政体形态、产权保护和制度内生化，强化了经济增长依赖“有限”政府和制度约束的结论。这类观点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认为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林毅夫等，2004，2006)、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樊纲等，2003)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 Rajan and Zingales(2003)置疑，若经济增长由制度所决定，为什么20世纪制度较为完善的欧美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还会出现剧烈波动？Mulligan，Sala-i-Martin and Gil(2004)发现，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下的政府对公共政策偏好并没有差异。Acemoglu(2007)指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并不确定。为深化对长期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的认识，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在AK模型(Romer，1986；Lucas，1988；Barro，1991)和R&D模型(Romer，1990；Aghion and Howitt，1992)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制度虽然可以影响技术进步、资本和劳动投入，但制度贡献最终需要通过资本和劳动来实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既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也是制度变迁和民主更替的根本促进因素。Barro(1990)和Glaeser et a1.(2004)强调，政治制度并非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就存在，而是技术进步、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众多国家普遍在经济自由化后才发生民主转轨，经济发展更多表现为政府自愿投资和政策实施的结果。针对Acemoglu et al.(2001，2004，2005a)的观点——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只有实现有效产权保护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Djankov et al.(2003)对比欧洲殖民地和南北韩经济增长后指出，Acemoglu et al的制度决定论观点依赖特定的工具变量，但以死亡率、人口密度和被殖民经历等作为工具变量，内涵丰富，无法直接界定制度，而完全可能测度的正是人力资本。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大。金融决定论更是强调，经济发展根源在于金融发展而不是资本、制度或技术进步。对于非金融要素诸如资本和技术进步，只有通过金融渠道才能最终被经济体有效吸收和利用，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制度也只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金融决定论思想可以表述为：市场摩擦→金融发展→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Levine，1997，2004；Levine et al.，2000)。此外，要素决定论的争论还表现在地域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影响。地域决定论认为，一国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决定其资源丰裕程度、气候优劣、交通和区位优势，将直接影响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在控制政策和制度影响后，Sachs(2001)发现，地域往往通过交易成本、交通卫生状况和农业生产率等途径影响经济产出。诸如沿海地区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低廉的运输成本和参与国际贸易的潜在优势，更易于快速实现经济增长。而不利区位以及炎热气候将导致热带地区过快的人口增长和过重的医疗负担，进而抑制经济发展。因此认为地域不仅影响内生要素发展，更是直接作用于生产并决定经济增长(Sachs，2003；Acemoglu etal.，2001；Easterly and Levine，2002)。由于约束条件的多样性、环境的不确定性、要素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综合性以及计量方法的局限性，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Rodrik et al.(2004)认为，深化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一要素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更应开展综合和横向的对比分析。Stiglitz(2004)强调，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更应建立在一国特定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经济体如同生物体，有着复杂的个性特征，需要对每一个体逐一进行分析(Sachs，2005)。不难发现，国内外分析经济增长动力的文献不胜枚举，但针对一国范围内的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类对比却鲜有出现。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虽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决定了我国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短期性和多变性，但也为经济增长实施了一场“制度实验”。基于此，本文在Rodrik et al.(2004)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经济时序和面板数据分类检验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的解释。本文与Rodrik et al.(2004)的区别在于：(1)以一国数据为样本即集中关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2)关注产权制度而非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本文剩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经济增长动力，即基于制度内生化模型的解释；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选择和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分类检验结果与评价；第五部分是基本结论。 二、经济增长动力：基于制度内生化模型的解释 根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和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以数理分析不同要素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
，服从：
为了求解消费者最优化效用问题，建立汉密尔顿方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