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8-0003-07 马克思主义理论迫切需要发展和创新，这已是理论界的共识。然而，从总体上看，国内理论界一方面的确有了创新的愿望，一些学者提出了研究范式转换这一关键性命题；但另一方面，我们大量的理论工作仍是按照当下“社会需要”重复性地强调经典作家的某些论题和观点。目前的问题或许在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敏感性和创新能力。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转化而来的，是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欧洲古代和近代学术思想的结果，而我们今天有无马克思那样的理论气度？是否有意无意地在画地为牢？当代中国学者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充分而合理地汲取、整合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和西方思想资源，这个目标能实现吗？我们在原则上不断地强调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自我超越的本性，但具体到有异议的理论观点就仍然以马克思文本中的某些论断为是非标准，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吗？对于许多普遍的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什么依据其他思想资源进行解析是正当的，也可以讲得较为合乎情理，而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进行论述却首先有了一个“合法性”问题，这方面的理论发展也很难被认可？ 笔者近几年常常想到这样几句话，一是冯友兰先生曾引述过的两句西谚：“太阳底下无新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的确，不止自然界周而复始地循环，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生老病死也是循环的，人永远要面临一些基本的问题，如生理与文化、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现实与理想的两重性纠葛，和这些纠葛演绎出的亲疏爱恨、得失祸福、善恶是非的问题。这些问题古人不仅说过了，说得比较透彻，还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但从中并不能得出真理穷尽的结论，因为人基于对象性活动及其心智、能力发展的生活方式的变换，使人的生存呈现出历史性并导致每代人所处历史条件和际遇不同甚至有很大区别，因而他们具体的人生问题及其体验和解决方式也会很不一样。所以，每代人不仅要尽量理解前人已经理解了的东西，还要说也能够说一些不同于前人的感受和认识。二是中国唐代书法家李邕的一句话，“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这里讲的是艺术，完全合乎艺术发展规律，但我认为它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理论也有借鉴意义。试想，如果李邕身后有“李邕主义”，那么，是摹仿李邕且囿于其笔法字体的算“李邕主义”呢，还是虽出于李邕却大异于其形迹而别开生面者算“李邕主义”？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应当继承并且有价值的是“形似”还是“神似”，是早就有定论的。表现在思想理论上，这就是所谓“原教旨主义”和“修正主义”之争。庄子关于“迹”、“履”的区分，针对的就是思想理论如何“传承”的问题，他借老子的口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① 思想理论上的追踪寻迹，重要的是追寻到前人“所以迹”或“履”之所出，即前人何以如此思考和实践，以作为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考与实践的借鉴与启示。不然，如东施效颦，效其貌不知效其心，则徒为天下笑。 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恩格斯在谈到当时进入党内的许多大学生“都在搞马克思主义”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指保·拉法格）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② 我们这些后学既然不想成为“跳蚤”，就一定要弄清楚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能够出于蓝而胜于蓝。当然，理论要把握的是根本性和普遍性的东西，提出或改变任何观点都要针对学术思想自身的问题，尽量利用已有的资源，并经过逻辑论证和批判。但理论毕竟不是完全自足的“神秘”的东西，作为人的生活的精神层面和反思性要素，它既受制于人的生活方式而又要力图走在生活前面。以笔者之见，我们之所以在理论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与其说是我们认知上的偏差，倒不如说关乎着一个理论“真诚”和由真诚才能达致的理论“自觉”问题，所以笔者拟重点讨论理论的“真诚”和“自觉”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正是以恢复、回归理论的真诚作为开端的。这指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学者有了对长期被纳入“左倾”政治轨道中的理论的强烈的不满和问题意识，认清了加诸于理论之上的“左”的意识形态和“两个凡是”一类教条的危害，并以真诚的学术眼光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将其理解为一种有着确定的学术要求和规范的理论体系；并且认为这一理论体系并非终极真理，它同样有着时代的规定性和局限性，需要自我批判与超越。随着眼界的扩大和对西方思想理论愈来愈多的了解，我们承认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西方的思想理论也有新的发展。而相比之下，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就可比的方面来说也“比外国落后”。③ 显然，思想的深度、逻辑的自洽、研究的方法、知识的含量、理论的预见性以及作为其重要条件的人们的思维能力，都具有可比性。自然科学是可比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有可比性，这说明它们都有科学的、客观的和普遍性的一面，尽管当时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些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简单甚至片面，但它却使哲学社会科学这一由于被划入“意识形态领域”因而禁区颇多也极为敏感的学科群获得了某种解放，排除各种外在干扰尤其是“长官意志”，重新赢得独立存在的权利，回到学术自身的轨道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