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中部总会和上海光复

作 者:

作者简介:
汤仁泽,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同盟会中部总会在危难之际成立于上海,并促成上海光复。旋又成立军政府,颁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文告,维持上海治安,稳定社会秩序。上海光复时,宋教仁、谭人凤等都不在上海,陈其美独自操纵中部总会,排挤光复会,甚至派人暗杀陶成章。这是陈其美的个人行为,与同盟会领导及中部总会其他发起人无关。因此,评价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同时,不能因陈其美的个人行为而低估中部同盟会的作用,也不能对陈其美稍加回护。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1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3-0079-06

      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①

      《中国同盟会总章》第1条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第16条规定:“本会支部,于国内分五部,国外分四部,皆直接受本部之统辖。”②国内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国内务支部下辖数省区,如东支部设在上海,辖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却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

      1905年9月8日,同盟会成立后十多天,孙中山就“委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往香港、广州、澳门联络同志,主盟接收会员。不久,把香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陈少白任会长。”接着,委派“代理主盟员”许雪秋、邓子瑜、朱执信等,分别赴潮汕、惠州、广州以及广西、福建等地发展会员。同年末,黄兴“离日赴香港,旋化名潜入桂林郭人漳营中,策划起事。”③广东、广西是同盟会最早建立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孙中山对两广地区较为熟悉,早在1895年就在广州领导武装起义。

      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几个革命小团体组成的,一开始内部意见就有分歧,还有人对孙中山不满。从而,同盟会中就有提出应建立“有实际行动的队伍”者,主张“于同盟会外极须另组一个秘密机构,专以发展革命推翻专制为职志。”④如四川的张百祥、江西的邓文挥、湖南的焦达峰、湖北的刘公等人就对同盟会表示不满。共进会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成立,在《白话宣言》中称“我们不但要平均地权,而且要平均人权。”⑤

      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宣传、鼓动革命的同时,积极联络会党、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自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又策动和领导了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孙中山当时的军事战略是以两广为突破口,先取华南的沿海和沿边地区,再攻取长江地区,然后向北推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数次起义除了萍浏醴起义在长江中游的湘赣地区发动外,其余大多发生在两广地区。

      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则主张“中央革命”,即在江浙或华北地区发动起义。但是,徐锡麟、秋瑾等在安庆、绍兴的起义相继失败,熊成基率领安庆马炮营攻打安庆也未成功。

      随着各地起事的屡遭重挫,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其时总理在北美,克强在南洋,东京本部无人主持,形势非常涣散。”⑥宋教仁、谭人凤、邹永成等曾对孙中山“设南部同盟会,专力广东”的做法有意见,说是“经略不远”。⑦又埋怨孙中山“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⑧宋教仁“似避人避世,遁迹烟霞”。谭人凤则当面责问孙中山,提出“改良党务”的要求,孙中山没有直接回答。事后,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钝初(宋教仁)问故,则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有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钝初未辩,返告余(谭人凤),余颇愤。次日复同钝初往,仍持此种论调。余驳之曰:‘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中山乃曰:‘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⑨

      孙中山在日本只逗留了十五天便离去,经香港往槟榔屿。见孙中山来去匆匆,也不解决内部矛盾,增加了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对孙中山的不满。谭人凤“大慊于中山矣。因与赵伯先(声)等商改组,以长江为进行地点。”⑩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便由此发端。

      同年7月间,谭人凤在日本东京寓所,邀集在日本的各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及会员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针,到各省的同志百余人。”(11)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外国领地,进据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或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12)经众人议论,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13)会上提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工作,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多次起义遭失败,但孙中山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没有改变,决定筹集巨款,在广州再次发难。可是,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又失败了。宋教仁、谭人凤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认识到“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血的教训再一次说明,偏重南方边省起事的军事策略必须改变,“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己,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14)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