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吉先生在2004年3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两封不该发出的信——叹何如璋之不慎失足》一文，文中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何如璋两封信”，指称中法战争前夕，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有向日本情报人员提供机密情报之事。同年4月，孔祥吉先生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出版，该书《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一节，再次据日本所藏信函指称何如璋提供情报之事，文中称：“他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在金钱诱惑面前，本应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对日本情报人员让其设法取得清廷机密文报的无理要求，应当严厉拒绝，痛加驳斥。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尽其所知，写给日本的情报人员。这种举动实在令人吃惊与不解。”① 孔先生的最新研究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是，笔者认为，指称何如璋“向日本提供过情报”的说法恐靠不住，有重加考量的必要。因事关历史人物之名节，兹事体大，所以不揣浅陋，在此谨陈管见。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对两封信的误读 孔祥吉先生所据的两封信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两信内容如下： 其一：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 其二：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 这两封信反映的是日本方面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设法在中国搜集情报的相关情况。所谓李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指的是光绪九年（1883）三四月间李在上海与法使谈判情况向朝廷的奏报。孔先生提到，第一封信后用朱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到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第二封信后朱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孔先生特别强调，正是由于第二封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于“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书写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收信人渡部书记生应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中下级官员。孔先生认为，何如璋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在东京三年之久，颇多熟悉之人。与他联络的渡部书记生，应即其熟人之一。何如璋有出使日本的经历，与李鸿章长期共事，曾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故渡部敢于用金钱进行尝试。② 以上即是孔先生对两封函件的解读逻辑。简言之，他根据第二封信的朱笔说明，认定该封信为何如璋亲笔，又从两信笔迹相同，且均系使用“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认定第一封信同为何如璋的“亲笔密信”，并从第一封信“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这段话中，推断何氏已经拿过日本人的“百余金”。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信件本身白纸黑字，没有问题，应是确实可信的历史档案。而且，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两封信笔迹完全相同。孔先生在文中说，这两封信使用的是“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如果是“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那么因为何如璋曾做过驻日公使，这信笺无疑为何如璋为日本人提供情报的说法提供了某种佐证。但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一书中提供的原信照片可清楚确认，这两封信使用的实际上都是“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笺。“大”与“在”一字之差，意义却相反。③“在清国日本公使馆”实际上说明情报是写在日本人的信纸上的，试问，何如璋为日本人提供情报，何以要一次次使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信笺呢？对此恐怕找不出合理解释来。 其次，将这两封信与何如璋的“亲笔”产生联系的关键，是孔先生从第二封信的“特殊文体”中认定作者是何如璋，而所谓“特殊文体”则与对第二封信朱笔说明的辨识和翻译直接相关。孔文中，第二封信末尾朱笔所注译为“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但根据孔先生提供的原信照片，所引“朱笔注”从辨识到点断明显有误。正确的读法应当是“右者何如璋氏方二寓居致居候井上生ヨリ渡部书记生共之内报也。侍读卜ハ何如璋ヲイウ”，意即“右者为借寓何如璋氏寓所之井上生给渡部书记生等之内报也。所谓侍读是指何如璋”。这句话把情报来源交待的非常清楚——即它是由寄居何如璋家的“井上生”传给在北京日本公使馆渡部书记生的。孔先生作出错误的判断主要与这段朱笔注的错误点断、翻译有关。 其实，分析第二封信的具体内容，也能发现问题。这封信主要写了两件事：一是周炳麟访问何如璋，信中介绍了二人的谈话；二是有人至何如璋处询问越南事，信中记录了何如璋的回答。但从叙事口吻来分析，写信者很明显不是谈话者本人，而是当时一位旁听者。因为如果是何如璋本人写作这封信，他一定不会自称“何侍读”的，也不会用“周炳麟来访何侍读”这样的口吻叙事。孔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了这点，可惜他没有正面对待这中间的矛盾，而是用“情报的特殊文体”这种模糊的说法加以解释。至此，应该可以得出结论，第二封信不可能是何如璋本人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