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77(2006)04-0059-05 时下有关公民教育的论述众说纷纭。有的学者把它等同于日常生活道德教育，有的则把它等同于港澳台时兴的“通识”或“通才”教育，更有甚者把公民教育极度泛化，认为它是统领公民的专业知识、人文知识、道德规范知识的一切教育范式。不可否认，对公民教育的多维度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公民教育内涵的深度理解。但是，最初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并不是一个伦理学、教育学范畴，而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它首先表征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解决的是公民参与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从政治—文化角度理解公民及公民教育更能揭示其本意。 “公民”(polite)一词是由古希腊文城邦(polis)衍生而来，其本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城邦就是公民的总称”。[1]一个人具有公民身份就当然地意味着他享有参加城邦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权利。因此，公民其实质就是民主政治的代名词。在古希腊，参与城邦公共生活被视为一种“至善”而正义的事业，因而成了每个公民生活本质性的一部分。“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它如果不是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2] 7不是“野兽”就是“神”。[2] 9城邦政治孕育了最初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尽管各城邦教育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其目标则是一致的，即通过教育培养武士或统治者。在斯巴达，儿童7岁便离开父母，到军营生活，接受军事和体育训练，培养民族意识。学习内容包括：作战本领、体育训练、统治意识、意志训练；在雅典，公民教育则通过文法学校、体操学校和国家体育馆三个环节来培养这些人才。[3]这一点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柏拉图认为，公民教育是实现城邦统一的重要举措，只有通过正确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统治者)的教化，才能重新塑造人性，培养出优秀的公民。他甚至认为城邦首先就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是“唯一重大的问题”，[4]因而文学、艺术、音乐、体育等一切教育内容都被赋予政治意义，一切教育手段都应服务于城邦的政治目的。教育的最高成就就是培养出把握了“善”的理念的哲学家。中世纪“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5]城邦式的公民教育被“灵意解经”式的神学教育所取代，与之相应的公民权也泯灭在神权、君权与特权之中。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的产物。资产阶级从“人的眼光”出发，以天赋人权为旗帜，以自然法、契约论为理论武器，向封建专制、教会和宗教神学进攻，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反对神性和专制，从而把人民的生活从“上帝之城”转移到“世俗之城”。此时，公民教育成了反专制和神性的锐利武器，具有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本质内涵。从历史维度看，自近代以来，随着天赋人权和公民观念深入人心，关于公民教育的各种思潮也纷纷涌现，主要有自由主义(liberalism)教育观、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教育观、社群主义(commuitarianism)教育观和多元主义(multilulturalism)教育观。尽管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不尽相同，但其宗旨却是一致的，即倡导人性解放、注重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国家培养良好公民。 由上观之，公民教育与国家政治契合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传统。西方语境下的公民教育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全方位的社会活动”，[6]抑或是一种“全人教育”。它有特定的政治意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其本身都是政治民主的一个关键因素。[7]现代公民教育是对传统政治“宏大叙事”“创造性破坏”(哈维语)的产物，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现代自反性。其目的就是通过教育养成公民意识，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维护公民权利。如在美国人的眼里，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人不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公民，……而且还要对国家品头论足，有能力并愿意参与对其改进。[8]从政治—文化视角看，笔者认为，公民教育应该是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自由民主为理念，以权利与义务统一为基础，以政治合法性为底线的赋权范式。 公民教育在我国的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我国公民教育境况的研究向路，国内多数学者往往遵循了“政治—社会结构”的制度性模式，而忽视了公民教育制度性因素下形成的非制度性因素的研究，即“政治—文化结构”的研究。事实上，公民教育最关键的乃是培育一种公民文化，提高公民意识得以滋生和成长的土壤。从现实看，没有公民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现代意义的公民是难以塑造的。今天，我们虽然实现了制度的更新，成就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臣民意识、百姓情怀为何仍如此浓厚？公民意识为何迟迟没有到来？在笔者看来，制度性因素下形成的文化隐性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社会结构的变更不仅不等同于文化的更新，相反，任何政治制度的简单模仿和外在接受而不能在文化价值层面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和融合，其政治转型也是难以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