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时俱进：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三部曲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史学从其创立之初，就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就在这一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至巅峰之际，它又很快趋于沉寂，以至像李伯重所说的变成了“明日黄花”（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更有学者把它视为“虚假命题”，认为一种“以假设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一种情结”（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集大成者吴承明先生，更是从1981年开始就“转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也就是以“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取代“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假说，而不再研究被中国社会已然跨越的资本主义（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转换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被黄宗智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新一代学者的主要代表李伯重先生，也开始从重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生产关系”转而关注“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直接探讨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注：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与这样一种“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相呼应，在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外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一种新的研究趋向逐步取而代之，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中国史研究主导性的理论范式。这就是以市场经济学说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注：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工业化、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6页。）。起初，这一范式只不过被冠之以“近代化萌芽”、“现代化因素”、“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者“原工业化”、“早期工业化”，等等，只有少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基本上可称为市场经济的经济机制”（注：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第4卷第1期，1987年秋季号。）。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去掉“萌芽”、“因素”等字样，而将鸦片战争或1850年以前的明清中国经济演变的道路径直称为“近代成长方式”，或者视其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228～243页；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有人还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明确界定在明万历九年，这与吴承明先生提出的“嘉万说”颇为一致。而且，就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愈演愈烈的“泛萌芽化”现象一样，而今的明清史研究同样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的潮流，举凡政治、法律、宗族、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社会保障乃至社会性别、人口生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些学者看来，无不打上了近代化的烙印。于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最高峰的18世纪或者叫“康乾盛世”，一变而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蓬勃向上的近代社会，至少也像一头正在蜕皮的巨蟒，差不多已经迈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注：参见张研《对18～19世纪中国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史苑》（创刊号）2004年第1期。）；即便是与同时期的英国等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增长、生活消费、科技进步、城市发展诸方面不仅毫不逊色，有时反而还“技高一筹”。 意味深长的是，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转向”，更由于国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迈进，人们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又寻找到了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注：参见李伯重《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鉴于工业文明是在改造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生态文明又是对高度膨胀的工业文明的反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论生态文明》，《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所以，重新审视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并从中汲取几千年来人类历史所积淀下来的生态智慧，应该是一个极富前途和诱惑力的研究课题，而且也是当前国内正在兴起的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此处冒昧地做一大胆的假设，如果有人愿意顺此思路扩散开来，我们的明清中国研究或许又可演变出一种应该叫做“生态经济萌芽”的更新的研究范式。 尽管明清中国只有一个，但是叠合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又如此不同。从不太起眼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近代化模式”，再到某种“超前”类型的“生态经济模式”，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所看到的，恰好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由于其时的江南，至少在18世纪前后，一直是学界公认的中国乃至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故以上各种模式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一代表全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地区抽绎出来的，或者是以这一地区为中心而展开论证的。既然如此，如果把它归结为“江南道路”或“江南模式”，当无可置疑。鉴于当前在明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范式”，主要是从吴承明先生所倡导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中生发出来的，而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国内的相关领域中迄今仍无与伦比，如果把它叫做“吴承明范式”，应是实至名归，毫不为过。至于李伯重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其与加州学派的关联或许更多一点，但在很大程度上肯定受到了吴承明先生的影响和启发，而且其观察问题的视角毕竟也是中国式的。 二、貌合神离：美国加州学派与中国“发展论”的异同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无非是为了区别于时下的两种认识。其一是以周东华的书评为代表，即把吴承明先生的现代化范式仅仅当做一种“新瓶装旧酒”的“资本主义萌芽新论”（注：周东华：《新瓶与陈醋：早期工业化、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论？》，载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6页。）。尽管就这些探讨的本身而言，其问题意识迄今未改，也就是说它始终要解决的无非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几代中国学人苦苦追寻和争论的同一个问题，而且，确如周东华所说的，前者涉及的那些诸如“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新变迁，在早先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也是老生常谈的研究内容”，甚至李伯重本人更把自己的研究看做是对这一日渐消亡的“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研究”的一种“挽救”（注：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40～41页。），但其研究问题的眼光、角度和方法毕竟已是大大的不同，因而其结果就不仅仅是一种对以往的“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化”，而实际所带来的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思维方式的更新（注：参见马敏《据之以实情：建立中国史学新典范的若干启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为例》，《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或者叫格式塔转换。何况把资本主义这一幽灵从市场经济或现代化的机体中剥离开来，驱除出去，这一思想在国内理论界和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所引发的巨大的“解放效应”，可谓有目共睹。而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历史研究之中，自然也应看成是这一解放思潮的深化。所以，问题的关键恰恰不是周东华所说的“瓶子里装的东西是否一样”，而是相反，即“瓶子的新旧”。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言，“他们（即指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都在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