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06)03-0005-07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草拟的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该规划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显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规划把由粗放经济增长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放到了中心的地位。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主线就是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围绕这方面讲四个问题：第一，过去增长方式的由来及其导致的后果；第二，最近两年来关于增长方式和工业化道路问题在我们的经济界和学术界的争论及达成的共识；第三，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战略重点，也就是我们转变增长方式所需要着力进行工作的要点；最后，介绍我自己考虑的如何圆满地实现十一五规划问题。① 一、过去增长方式的由来及其导致的后果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我们曾企图沿着前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条工业化道路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大林提出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这条工业化路线的首要特点是靠大量资源的投入，其中特别是资本资源的投入来拉动经济。这条道路又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把它命名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第二个特点，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各个产业的发展。这种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造成许多社会经济的矛盾。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已经发现它造成的问题。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著作，主要是《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前苏联这个模式存在问题，造成了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所以他当时提出农轻重协调发展。但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都未能够突破斯大林的框子。当1956年提出农轻重要协调发展的时候还是加上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实际上沿着这样一条道路，不可能实现农轻重协调。在这个提法中，把服务业放在了第三产业外面，没有脱离老的工业化思路。接下来1958年的“大跃进”、“以钢为纲”，更加片面地强调了重工业的发展，结果造成一系列经济乃至社会的灾难。不仅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损失。粉碎“四人帮”后，党和政府力图克服这种增长方式、这么一种工业化道路造成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做过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所谓调整国民经济就是要克服这一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农业衰退、轻工业不振的状况，恢复农业，适当地加强轻工业，适度地发展服务业。到了90年代后期，进一步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转变增长方式这件事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前苏联率先提出的。前苏联在60年代后期总结他们赶超美国的经验时发现，苏联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主要问题不在增长速度上而是在增长质量上，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这种增长虽然速度很快，但是质量很差。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在技术水平、生活水平上走在前面，主要原因是增长方式不一样——不是靠资源的大量投入而是靠效率提高，所以前苏联提出要改变增长方式。前苏联在60年代后期以后的每个五年计划都规定要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来实现增长。但是，由于前苏联在体制上、在工业化道路上不肯突破原有的框子，所以一直到它崩溃，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转变过来。 我国在1995年提出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时候规定，要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当时比起前苏联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已经认识到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九个五年计划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1.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2.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党中央指出第二个转变是实现这两个转变的关键。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规定》，实际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蓝图。从1994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第九个五年计划也在进行中。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导下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宏观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改革是财税体制的改革、银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这几项改革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得比较好，对提高经济效率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微观经济方面的改革进行得并不好。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分化改革，这是到20世纪末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企改革决定之后才起步，而且中间碰到一些障碍，进展比较缓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存在一些体制上的障碍。正像第九个五年计划所讲，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体制。但是因为我们执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宏观改革方面进行得较多，宏观经济方面如1994年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就相当成功，1994年以后我国对外关系方面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其他方面，包括银行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快。也就是说实现增长方式转换，一些体制性障碍没有扫除，旧体制还有一些遗产严重存在。这两年在讨论体制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对体制性障碍进行了梳理。在2006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上，政协全国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在研究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候，汇集了各方面委员的智慧，梳理出实现增长方式转换大体上有四个体制性障碍：1.政府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利。按照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从资源配置角度，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即要由市场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来配置资源。但是我们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现在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2.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拥有很大权利，另一方面评价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志是GDP的增长。3.1994年进行的财税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中间有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各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一半以上来自生产性的增值税，税收的多少和产值的多少连在一起。这使各级政府官员愿意用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利投入资源，去追求产值的增长。4.要素价格扭曲。由于在计划经济中，资源配置价格不靠价格，而是靠行政命令，因此，价格不起配置资源的作用，而是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内部的事情。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有一个传统，就是把上游产品的价格尽量定得低：原材料价格定得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定得低。这样从下游产品、商业，国家很容易把纯收入、把利润拿走。这一传统，在支持物质生产的借口下延续至今。各级政府之所以愿意把工资福利压低，是因为一方面国有企业可以赚钱，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外来投资。资本的价格低，也就是利率低，利率低一碰到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为负的。从经济学上说，如果实际利率为负，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的话，借的钱就没有利息，是倒贴的，这样就都愿意用银行的钱。原材料价格是低的，越是上游产品价格越低，这样一种扭曲的价格，刺激官员、刺激企业浪费资源。由于存在这样的体制障碍，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很难进行。特别是到了“十五”期间，这种障碍变大。一方面，各级政府掌握着配置资源的权力绝对地增大，突出表现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的土地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权力并未加大，旧体制的遗产并没有扩大，但因为经济发展了，经济对于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施政、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提高了，但是政府的改革（或称经济改革，或称公共治理的改革，或称政治改革）跟不上，结果造成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改革开放早期，市场局限在地区，这种市场在经济学上叫做人格化市场或叫做熟人市场，熟人市场上的交换合同可以靠血缘关系、熟人关系、乡亲关系等来保证执行。在熟人中履行合同可以靠双边的或多边的信誉来维持。但随着市场的规模的扩大，熟人市场变成生人市场，交换是匿名的，交换时不认识，甚至之后也不打交道，甚至地理位置都很远，甚至在地球的两边也可以做生意。这种市场合同的执行需要第三方执法，特别需要正式的法庭执法，这要求实现法制。但是，我们的法制建设，也就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进展很慢，失信的现象就很严重。市场缺乏效率，腐败就会流行。靠这样的市场要提高效率，就很麻烦。一些经营者与其靠提高效率，就不如靠地域关系，用不正当方法去获得资源。所以，在“十五”期间，由于旧体制的弊端，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旧体制的遗产起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对于经济对它的要求来说，新的体制起不了作用，就使旧的增长模式不退。“十五”期间这种现象非常明显。所以，“十五”期间这种耗用大量资源来支持高指标、高增长幅度、低效率现象就表现得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问题没得到解决，每当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增长9%～10%的时候，很快几个月内就出现原材料、能源、交通的紧张；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简单地判断，就是出现了经济过热。第十个五年计划执行到第三年就是2003年，出现了过热。虽然由于非典的出现有所抑制，但是到下半年就非常危险了，所以，2004、2005年我们都与经济过热作斗争。这虽是坏事，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好事，它促使我们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于是爆发了一场争论。事实上，所有这些现象都可归结为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后果。概括地说，这种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有七个方面的消极后果：1.不能够扬长避短，提高效率。这是总的概括。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提高效率，一个基础性要求，就是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状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是人力资源丰富，其他方面都处于劣势。按照资源禀赋优势，我们应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尽力回避短缺。但是按照旧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恰恰是扬短避长，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重化工业，这就使得效率下降。就是说我们是人均占有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而且这些相对贫乏的资源大多数都是不可以贸易，不可能从国外进口的，其中有的可以从国外进口如石油资源，但是，因为它是很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所以从国外进口也有很大的困难，它是一种准不可贸易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着重发展那些耗费大量自然资源的产业，就是扬短避长了。结果造成马凯主任说了多次的情况：我们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有4%～5%，但我们各种资源的消耗量占世界7%一直到40%、50%。这样的高资源耗费的经济增长是我们完全不能支撑的。土地资源是贫乏的，但我们耗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是脆弱的，但我们发展了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正如胡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能源将会出现危机，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而且没法向历史交代，向子孙后代交代。我们有大量富余的劳动力，但我们没有着重发展能够容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