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创造的各种制度中，有的在创制之初轰轰烈烈，并被人们广为称颂，但时间一久便烟消云散，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有的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引人注目，在其存在期间也不断被人批评，但却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在退出历史舞台后还常常为人们所提起。科举制便属于后者。身处科举时代的人对科举观察得虽很细致，但却不一定很全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空距离拉开之后，尤其是与其他参照系进行比较之后，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自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朝政府发表上谕宣布停废科举，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此后的100年，总体而言，中国进入了一个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在科举制百年祭的今天，回顾1400年间科举评价的沧桑巨变，反思科举制的千秋功罪，我认为，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应该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 一、尊崇科举的时代 科举时代是指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社会高度重视科举、科举具有重要影响的时代。中国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虽然科举在社会上的重要性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属于科举时代。可以这么说，所谓科举时代，也就是实行科举、尊崇科举的时代。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创建了进士科，虽然因国祚短促，进士科的影响还未充分显露，但标志着科举时代的开始。到唐代，科举制从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注：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中。）自唐太宗以后，进士科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崇重，所以士人趋之若骛，“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注：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推动，科举考试内容日渐丰富，考试条规趋于繁密，科举在社会上真正占有了重要地位。 从唐中宗神龙（705—707年）以后，还形成了曲江宴会、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等科第风尚。当新科进士泛舟于曲江之上宴饮之时，请宫中教坊派乐队演奏助兴，长安城士女百姓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有时皇帝也登临曲江南岸的楼台观看，成为唐代京城的一大景观。这种风尚到唐玄宗时期更是盛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科举时代人们对科名的重视程度。唐代进士科竞争相当激烈，一旦及第，就是一件十分荣耀风光的大喜事，有如鲤鱼跃龙门，故云“一登龙门，则身份十倍”。（注：《全唐文》卷348李白《与韩荆州书》。）新科进士甚至被形容为头上有“七尺焰光”。（注：封演：《封氏闻见记》卷3《贡举》。）晚唐时期，朝野进一步重视进士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注：《唐会要》卷76《进士》。） 宋代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崇高，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比，甚至有领兵数十万恢复幽州蓟州、班师凯旋都不可与状元相比的说法。《儒林公议》卷上说：“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下瞰者，庶士倾羡，欢动都邑。”士子一旦及第登科，意味着十年寒窗生涯到了终端，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人生发展阶段。与现代社会职业多样化不同，在实行官本位体制的中国古代，科举是读书人出人头地实现人生抱负、施展才华的惟一途径，造成整个社会高度重视科举，出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况。南宋科举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了说当时流传的得意、失意诗两首：“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诗四句曰：‘寡妇携几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注：洪迈：《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金榜题名与应举落第成为人生四大快事与悲事之一，足见科举在宋代社会影响之广泛。 元代科举所取人数虽然不很多，但进士的素质也很高，故《元史·选举志》说“科举取士，得人为盛焉”（注：《元史》卷81《选举志》。），元代民间也有“国朝人仕之门，莫尚进士科”（注：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3《送曹汝嘉漕掾秩满序》。）的说法。 明代则是一个高度崇重科举的朝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诏说：“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注：《明史》卷70《选举志》。）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明太宗时，已将考取进士视为“国家取人才第一要路”。（注：《明太宗实录》卷28。）史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注：《明史》卷69《选举志》。）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注：曾德昭1667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通史》第8章，第61页。转引自Ruth Hayheo and Marianne Bastid ed.，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Y.：ME.Sharp，Inc.，1987，p.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