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视角考察科举学，可以看出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是中国古代考试诗文、文学体裁和题材，还是文人挥之不去的科第情结，都说明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 先谈考试诗文。从正统文学的角度看，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宋散文的生辉，及“考试文学”——八股文、策论的兴盛。唐代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是以首场诗、赋最重要。为此，许多人认为：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此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业诗攻赋之人，这也正是一种文学体式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爽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土，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惟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北宋庆历改革中，针对诗赋考试的声病、对偶，文章写作流于形式和内容空洞的倾向提出批评，《宋会要·选举》中道：“旧制以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试式，举人程式，一字偶犯，便遭降等。知识才学之士临文拘忌，府就规检，美辞善意，郁而不伸。”庆历四年（1044年）科举改革，以用古体散文写成的策论决定高下，自然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写作“古文”逐渐取得了优势。庆历新政虽旋即失败，但对文风改革之效却十分显著。宋代仁宗朝后期的皇祐年间，古文已盛行于世，到嘉祐年间，写作“古文”，成为一种很流行的风气了。为此苏轼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1]北宋古文家欧阳修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纠正了古文中艰涩的倾向，而导之以平实优美的文风，他还提拔了一批富有文学才华的古文作家，如苏轼、苏辙、曾巩等。嘉祐以后，由中唐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历经二百年的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所谓“唐宋八大家”，除韩柳外，其余六人均出于庆历、嘉祐年间。此后，继承先秦两汉而有新发展的古文遂取代了骈文而占领了中国文坛。庆历改革，进士首场试策之举，使得宋代散文生辉。 明清之际，八股文成为最重要的考试文体。八股文是介于韵文、散文之间的文体，它汲取了以前一切文体形式，其中唐诗也是其滥觞之一。秦锡淳《试帖笺林》言：“唐人以诗取士，变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谓之试帖。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然后结以收之。六韵者多，八韵亦间有之，其首尾即起结也，中四韵即八比也。试文之八比始此。”[2]唐人试诗结联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时文之“大结”有启发意义，试律结以干请诵圣等套式，也与八股文大结有类似之处。它形成于王安石的经义取士，直至明代朱元璋洪武改制，到明宪宗成化年间最后定型。八股文成为明清科考最重要的文体，是经术与文学结合的产物。 此外，自汉代创立的策论，被科举制所沿用，历经唐宋元明清，该文体形式成为一种特殊的“考试文学”，而殿试状元策又被称作“官人文学”。[3]试策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灾异、地理、民族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大事，主要是测试应考者的德、才、学、识以及应付现实“时务”的能力与技巧。状元策既是一种特殊的策文，又是“最好的”策文，它们的文学性，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仍然是很强的。首先，作为文学的重要因素的“真实性”，在状元策中可以得到保证，同时，它们大抵可以满足文学对于现实性和充实性的要求，故读起来往往言之有物，内蕴丰富。其次，作者通常注意在状元策行文中体现自己的修养、气质、胸怀、风采和精神等。这些正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因素，这个“人物”便是“状元”。许多状元策文情并茂、富于感染力，读来不禁令人感奋，而且令人对其作者心怀向慕。如宋代的汪应辰、张九成、王十朋、文天祥；明代的罗伦、黎淳、顾鼎臣、罗元化；清代的钮福保、孙家鼐、张謇等策文均如此。从文学的角度看，“官人文学”所给以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不比任何其他文学种类逊色，也为今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纵看历史，文学家大多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再看科举制与文学体裁和题材的关系。科举制与科举文学是相伴而生的。科举制的兴盛，使得以科举制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林林总总地出现。我以为科举考试对于文学的影响更广泛而有意义的，还在于其对诗文、笔记、传奇、戏剧、话本小说体裁和内容的影响。科举制度引发的历代文人对其科举生活的歌吟叙述，产生了科举人生的方方面面，诸如：及第落第、场屋省试、投文干谒、慈恩题名、曲江游宴等等，其中既有登第后的激越、落第失意的悲哀、奔波赴举的艰辛、干谒求人的愁苦、举子间的友情与相慰，又有及第后的风流秦楼楚馆的欢悦。大凡士子科举生活的诸方面，均呈现在他们的诗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