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5)02-0067-11 备荒仓储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诸种仓储各司其职，相互补充，平日积粮，在灾年通过赈济、借贷等方式救济灾民，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备荒体系，对保障民众生活、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作用。正因为如此，自民国以来，仓储制度即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陆续问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灾荒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仓储制度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论著层出不穷（注：民国时期相关研究有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正中书局1948年版），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建国之后的研究成果也为数众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春声关于清代广东地区仓储的系列论文，和吴滔对明清江南地区仓储的系统研究；灾荒史的相关著作中对仓储制度也多有涉及；另法国学者魏丕信、日本学者今堀诚二、中国台湾学者梁庚尧和刘翠溶等都曾有相关成果问世。借鉴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仓储制度则是近来出现的新趋势。）。既往的众多成果，对我国仓储制度的起源、发展、功能、意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但平心而论，现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譬如大多从宏观着眼，尚无对单个仓储的系统考察；研究对象的时段集中在古代，对传统仓储制度在近代的演变关注不够等等。 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社会保障学理论，在梳理我国古代仓储体系发展历程、总结其功能特点的基础上，以资料留存较为丰富的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个案（注：因晚清苏州丰备义仓的救助范围以县治设于苏州府城的长洲、元和及吴县三县为限，所以又有长元吴丰备义仓之称。关于丰备义仓，前人留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资料，即《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续编》、《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三续编》和《长元吴丰备义仓全案四续编》，这些是义仓的主管者对其运营情况所作的文献记录的总汇，内容极为丰富，举凡丰备义仓的创始原委、所立规条、仓廒建造、人员变动、来往公函、经营帐册、积谷发赈等情况都有详尽记载。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该资料进行系统发掘和运用。），力图剖析在近代化背景下丰备义仓在管理与功能方面的新发展，并探究其原因。 一、义仓制度的源流 我国历史上仓储种类繁多，功能各异，但就备荒而论，以常平仓、义仓和社仓的影响最大、分布最广。尽管常平仓的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通轻重之权”思想和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推行的平籴之法（注：据《通典》卷12“食货十二·轻重”记载，管仲认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因此应采取相应对策，“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管仲的这种“通轻重之权”的思想无疑与后世常平仓的平籴平粜法有共通之处，李悝认为“粜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因此他在魏国实行“平籴法”，丰年买谷收储，灾年则平价粜谷，从而起到调剂粮价、预防饥荒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种做法开了后世常平仓法的先河。），但其正式出现是在西汉时期。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昭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这便是常平仓一名的由来。由此也可以看出，常平仓的救济手段是丰年平籴（平价买谷），荒年平粜（平价卖谷），常平仓为历代所沿用，由官府出资创立，通常设于城市之中。 义仓和社仓则出现于隋代。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道：“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于是“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观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谨者，即以此谷赈给。”[1]可见隋代义仓本是用“劝课”所得，设立于乡村（立于当社），由社司“执帐检校”，在灾年救济“当社有饥馑者”的仓制，因此时人也称之为社仓。唐贞观初年，尚书左丞戴胄就曾说过：“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谨。”[2]此处社仓即指义仓。说明最初义、社二仓本无区别，只是同一种仓制的不同名称而已。 但义仓创立不久，便被移置城市。开皇十五年，因“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隋文帝诏令将义仓谷物“并纳本州”。十六年，又将各地义仓“于当县安置”[1]。唐宋时期设立的义仓继承了这种做法，皆掌管于官府，设立于城市。这种做法带来了一个重大弊端：义仓距乡村较远，不便于赈济乡村地区的广大受灾民众。南宋大儒朱熹对此曾有精辟分析：“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难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
，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3]为纠补义仓之弊，朱熹于乡村地区设立社仓，并制定社仓法，标志着义仓、社仓开始分离为两种仓制（注：参见黄鸿山、王卫平：《清代社仓的兴废及其原因》，《学海》2004年1期。），义仓设立于城市，社仓设立于乡村。 沿至元代，这种局面曾出现反复，义仓又重新下移，设立于乡村，义、社二仓又出现合流的趋势。至元七年，元世祖颁布立社法令，于乡村地区推行社制：“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立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立为社长”。并要求以社为单位设立义仓：“每社立义仓，社长主之，如遇丰年收成去处，各家验口数，每口留粟一斗，若无粟，抵斗存留杂色物料，以备歉岁就给各人自行食用，官司并不得拘检借贷动支，经过军马亦不得强行取要。社长明置文历，如欲聚集收顿或各家顿放，听从民便，社长与社户从长商议，如法收贮，须要不致损坏。如遇天灾凶岁，不收去处或本社内有不收之家，不在存留之限。”[4]又回到了与隋朝初期义仓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