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5)02-0062-06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分裂割据时期，政治上的混乱带来了经济上的混乱，经济上的混乱不仅造成北方许多地方“钱货无所周流”（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也使一些割据者为昭示自己的王者名份而自行铸钱，出现了一些区域性钱货。被一些古钱币专家和史学家认定由张轨铸造标有“凉造新泉”字样的钱币便是其一。这种认定从清光绪年间“凉造新泉”发现时开始，至今仍有人沿袭其说。如朱活《古钱新典》在提到1970年发现于西安的“凉造新泉”时，征引了李竹朋《古泉汇》所云：“刘青园有三枚，惧得于凉州，断为轨所铸”（注：朱活《古钱新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这里的凉州指今武威市，轨指张轨。 笔者不仅质疑张轨铸“凉造新泉”的说法，也怀疑张轨还铸造过“五铢钱”的说法。搞清张轨曾否铸钱，以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代和铸造主体，不仅只是为张轨的政治身份正名，也是为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格局补缺拾遗。 一 张轨，安定乌氏（今平凉市西北）人。史称其为“西晋名臣”（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其父张温身居西晋太官令之职。早在汉魏时期，张氏家族就是陇东的名门望族，“家世孝廉，以儒学显”（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西晋讲名教治国，晋武帝司马炎就自称自己的家族“传礼来久”（注：《晋书》卷20《礼志中》。）。凡晋初名臣，大抵都用忠孝二字磨砺自己。张轨不仅出身“家世孝廉”，而且自幼随其同乡皇甫谧学习《孝经》。长成后“好学明经，有器望，姿仪典则”（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是个行不逾规，动不越矩之人。他于晋怀帝永于元年（301年）自愿请缨，到河西去做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解决了朝廷揪心的问题，使晋武帝不再“为之旰食”（注：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南凉录一·秃发乌孤》，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国学丛书本下册，第613页。），不再继续“减膳”（注：《晋书》卷3《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张轨在凉州13年，始终以晋臣自居，临死还遗令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这时已是匈奴兵破洛阳后的晋怀帝永嘉七年（313年）。 有关张轨曾否铸钱的争论源于《晋书》中的一段记载： 愍帝即位，进位司空，固让。大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注：《晋书》卷86《张轨传》，中华书局，1965年。） 根据这段记载，加上武威发现了“凉造新泉”等古钱币，有人就断言包括“凉造新泉”在内旁及一些“五铢钱”是张轨所铸。这未免失于偏颇。其实，这段记载中的索辅进言也好，张轨纳言也罢，从头至尾不及一个与“铸造”有关的文字。它讲的只是在河西恢复不恢复使用钱币以及使用何种钱币的问题。这在那时已够振聋发聩、移风易俗的了。 前文说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许多地区正处于“钱货无所周流”的时代，史家称其为“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这个时代早从两汉之交就开始。自王莽变汉制，废五铢钱，至汉光武建武十六年（40年），“始行五铢钱”，中间20多年，社会现象是“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光武帝以后，这种现象越演越烈。有人提议干脆封存钱币，国家租税统统以布帛征纳。到汉桓帝时，国家“竟不铸钱”（注：《后汉书》卷57《刘陶传》，中华书局，1965年。）。东汉末期董卓擅权，“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注：《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虽然后来曹操再废小钱，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但货币经济在北方并未由此复苏和活跃起来。史书所载魏晋时期食货及其决策总体情况是： 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注：《晋书》卷26《食货志》，中华书局，1965年。） 汉魏晋之际这些钱币与谷帛之间的行与废，争与斗，说明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时代统治者的无奈。在无奈之余，我们还可以窥视到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以正统自居的汉魏晋统治者在恢复钱币流通上的勉为其难和对五铢钱的情有独钟。出于这点，他们试图恢复钱币流通的办法大都不像王莽或董卓那些“僭伪国贼”者变更币制，以求一逞，而是因循传统，恪守成规。除魏明帝以外，都不再铸五铢或什么新泉，只是想把散在社会和存在府库里的五铢钱调动起来。《晋书》作者说西晋也是如此。既如此，作为西晋名臣的张轨又怎会去改创呢？笔者认为，索辅身为凉州太府，他清楚河西民间和凉州府库中五铢钱的多少，他依据凉州社会秩序转安和社会经济恢复的实事，向张轨提出合乎时宜的建议；而张轨则审时度势地接受建议，“立制准布用钱”，上下互动，从而在凉州实现了五铢钱的再流通。张轨与索辅的举措之所以有振聋发聩和移风易俗的意义，正是由于他们在河西走廊率先结束了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