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5)03-0096-09 和“重农抑商”、“崇俭禁奢”等传统观念一样，“与民争利”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术语之一，但和大多数被奉为圭臬的经济教条不同，它从出现之日起，就受到历代思想家的质疑和批评。本文拟对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作一梳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并给出简要的历史评价。 一、思潮演进的基本脉络 中国历史上反对“与民争利”的思想形成于西汉，但它的酝酿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所谓“与民争利”，顾名思义，就是权势集团与普通民众争夺物质利益的行经。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层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后就已存在，而它的不合理性也早为世人所揭示。周厉王（公元前877～前841年在位）时，大夫芮良夫对朝廷将要任用荣夷一事提出批评，因为荣夷是个“好专利”的人。在芮良夫看来，“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注：《国语·周语上》。）。这里所说的“专利”，可能是指对自然资源的独占，也可能是指垄断工商之利（注：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战国时的孟轲是第二个论及这一议题的人。他在回答梁惠王“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询问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注：《孟子·梁惠王上》。）他没有说士庶人言利对不对，只是断言统治者如果也和其他人一样追求物质利益，就会发生危害国家的财富争夺。而从孟轲主张“制民之产”的思想倾向来看，他对普通民众的经济求利行为并不是否定的。 西汉的司马迁把国家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在这里，“之”代表从事经济活动的民间行为主体，与之争，就是国家在经济领域与普通民众争夺物质利益。这段话不仅构成了“与民争利”一词的直接来源，而且给出了历代思想家对这种行为的基本价值判断。 董仲舒可能是最早运用这一术语的人。他在阐明治理社会贫富悬殊弊端的对策时十分强调制度的约束作用，并把不与民争利业作为限制受禄者敛财的举措之一（另一举措是限田）。董仲舒认为：任何个人或阶层只能获得一种合法的收入，他以自然界的现象为例，指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之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则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注：《汉书·董仲舒传》。）所谓“已受大，又取小”，是指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人，他们不满足已有的收入，往往“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使财富急速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在他们的侵夺下，“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注：《汉书·董仲舒传》。）。由于“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进而危及社会稳定，所以董仲舒明确主张：“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注：《汉书·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写道：“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注：《春秋繁露·度制》。） 在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与民争利”首次作为官府参与经济事务的代名词而受到公开的谴责。作为国家经营工商业政策的批评者，贤良、文学指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注：《盐铁论·本议》。）为什么会发生“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的情况呢？贤良、文学认为：“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注：《盐铁论·园池》。） 此外，在《汉书》的其他文章中，与民争利的字样也有出现（如《汉书·哀帝纪》、《汉书·贡禹传》）。 东汉荀悦从官员收入的角度分析了与民争利的原因。他指出：“古之禄也备，汉之禄也轻。夫禄必称位，一物不称，非制也。公禄贬则私利生，私利禄，则廉者匮而贪者丰也。夫丰贪生私，匮廉贬公，是乱也。”（注：《申鉴·时事》。类似说法另见《汉纪》卷5：“若位苟禄薄，外而不充，忧匮是赡，则私利之制萌矣。放而听之，则贪利之心滥矣；以法绳之，则下情怨矣。故位必称德，禄必称爵，故一物而不称，则乱之本也。”。）就是说官吏的俸禄要与他们的职责相称，如果他们的收入过低，就会发生利用权力获取不正当收入的行为，与民争利便是其中之一。什么样的俸禄才算合适？荀悦列举了“先王之制禄”，强调只有让官吏“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才能“厉其公心，塞其私心”，“不与下民争利”（注：《汉纪》卷5。）。但收入不足只是官吏侵夺民间财富的原因之一，作为与民争利主要途径的国家经营工商业政策，其形成还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 两汉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发生了某些方法上的变化。如唐代的刘晏在官府控制市场机制上有所创新，在漕运方面，他的办法是由官府出钱雇工，分段运输，“不发丁男，不劳郡县”（注：《旧唐书》卷49《食货志下》。），这样既确保了漕粮的及时运达，又大大节省了运输费用；在盐政方面，他规定盐户生产的盐由官府收购后可以转售给商人，至于商人把盐运到何处销售，官府不加限制，只在那些商人不愿去或到不了的边远地区，才设立常平盐。但这种官商结合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目的的，史称，实施新的盐法后，“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注：《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因此，人们对与民争利的抨击仍不绝于耳。 宋代的范仲淹反对政府对某些商品的专营政策，他指出： “天下盐茶，出于山海，是天地之利，以养万民也。近古以来，官榷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绝商旅之路，官自行贩，困于运置。其民庶私贩者，徒、流；兵稍盗取者，绞、配，岁有千万人罹此刑祸。是有司与民争利，作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贩之利，较其商旅，则增息非多。”他建议朝廷“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注：《范文正集》奏议上《奏灾异后合行四事》。）。茶盐官营并不比私营高效，反而增加了执行成本，这是范仲淹批评与民争利的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