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2-0005-11 三 如所周知，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在刚刚形成自己历史观的时候，就已经用“现代资产者”、“现代工人阶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大工业”、“现代文明”、“现代国家”、“现代的普遍交往”等等，来标识和分析不同于欧洲古代社会的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状况了。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社会始终是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的，因为不管现代社会如何新奇，它都必定是从原来的社会中历史地发展出来的，所以与过去时代既有质的区别又相关联。“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和产物。”[1](P273、274)马克思还用“人体”与“猴体”的关系，来比喻“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与被它取代的古代社会的关系，并说“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2](P43)。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针对德国工人党当时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一些模糊提法，对“现代社会”给出了明确而完整的界定，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但这些“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 [3](P313)——在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论述中，都始终贯穿着极为鲜 明的历史的矛盾的观点：现代社会作为前现代社会生活矛盾的解决或转化形式，它自身 也只能是新的社会矛盾的运动形式。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只是萌芽的东西，在现代社 会却成为参天大树的话，那么，现代社会的优越性和负面效应，在传统社会中也是作为 可能性或征兆存在着的。例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已发展出一定的主体性并藉此对自 然物进行加工和改造，但在那种社会形式中，毕竟“自然联系还占优势”；而“在资本 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2](P45)在传统社会 中，人的存在形态是直接的群体性依赖关系，个人只是感性直接性意义上的个体；而在 现代商品社会中，个人有了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独立性，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成了 以物为中介的间接关系。换言之，人类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一方面意味着人类能 力的发展“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结构”上的 转换，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尤其是通过《资本论》和相关著作对“资本”统摄下的“劳动”—“商品”—“价值 ”直至“自由时间”的辩证关系的展开。可以说，“资本”作为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 段的经济关系形式，也是具有特殊社会历史属性的“活生生的矛盾”。正如马克思说： “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 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 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 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 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 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 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 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 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 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 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 制。”[2](P392—393)但也正因为资本在使劳动者的劳动更有效率的同时，也更加齐一 化、抽象化即与自己特有的个性和感觉更不相干，并同时强化了人对自然的使用、改造 和占有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与生存竞争，所以又造成人的物欲横流、精神堕 落和大量丑恶、荒谬现象的产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 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 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 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 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 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 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 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1](P775)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互为矛 盾的方面。在当代，各民族国家之间、各文明之间的“强力意志”的竞赛，甚至使世界 经常处于危险的边缘。如果说，生产资料的排他性私人占有和生产的全球化的矛盾，以 及由此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不公正现象，是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现代 形式的话，那么，人凭借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支配甚至“竭泽而渔”地掠夺和 破坏，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然在更大范围上对人的报复，则是人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矛盾 的现代表现；而这两个方面又互为中介、相辅相成，造成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体的理性的 工具化和感性的物欲化的片面性和两极性。 那么，如何走出这一现代困境?现代性问题既然是人自己造成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相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的，那问题就仍然要由人来解决。其实，现代性问题自身已表明，现代人在其主体性有了空前提高，而在人自己的活动给人造成的危害甚至往往大于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人类亟需对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内部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并形成新的观念，形成一个消除人的二重化冲突并包容人与自然万物在内的和谐的整体观是极为必要的。当然，这不应是回到前现代的自然主义；如果是一种后现代思想，那它也应当是包 含了现代性的积极成果从而具有建设性的，应当是既关涉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关涉与 之互为中介的人类内部的关系的。像海德格尔那样提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固 然针对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由于本质上是对各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从而会有益于民族国家之间以及共同体内部关系的调整，因而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第一，人类现在毕竟还不是一个休戚与共的生存“共同体”，现代性问题并非来自于一种全人类 平等、共生的视野；第二，在人类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强弱、贫富悬殊的情势下，让世界 上的“弱势群体”即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大众放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显然也是极不公 平的。“人类”在这里首先碰到了一个“人类是谁”的问题。而我们发现，马克思既以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作为他的哲学的立足点，而又清楚地知道他寄予最大希望 的“社会化的人类”还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现实中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 如何才能成为社会化的人类?这就成了马克思极为关注并努力探究的重要问题。而我们 知道，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命题。那么，我们 应如何理解这个我们既熟悉又很容易引起误解和争论的命题呢? 笔者认为，按照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及其历史统一的观点，首先，这个命题中的“人的社会本质”其实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因为人的社会本质维系于社会关系，而并不包括人的自然生理属性，甚至不等于人的特殊的个性。其次，它指的是人性的历史表现形式。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视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提出的这个论断，所要强调的无疑是人历史地生成的社会属性，特别是人们各不相同的社会规定性即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差异与区别。已经在思想上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马克思，这时已不满于以“类属性”的共性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因为他面对的是人类分裂为对抗性阶级而产生的“阶级性”的问题，是似乎更自由但实则更具“偶然性”的个人的问题。为此就要把“人是什么”的一般性问题，变成“谁是这样的人”、“谁是那样的人”的具体性问题。但需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人”或 “那样的人”都是人的应然状态，都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更非说人只能被动地承担而不 可能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的确，在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人似乎只是凌驾于自己之 上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身”，人在这种社会形式之中不是作为“人”而是或者作为“ 资本家”或者作为“雇佣工人”存在。如同马克思所说：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 ，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 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 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 现了差别。“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 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 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 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1](P119、 121)。可见，当某种社会关系、社会形式对于人的个性及其活动来说已经成为“外部强 制性”的“桎梏”时，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表明它正在面临着人基于自身需要、利益 和能力的变革。他认定，经过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人性将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梯上呈现 出新的丰富性与和谐性。所以，马克思在早年反对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 来，他在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所反对的，仍然是“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 人本身则扮演着极卑微的角色”这一社会现象[4](P57)。可见，马克思对于包括阶级关 系在内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研究，没有否定而是更为具体深入地揭示着人性的各种 变化形式，在整个社会历史的范围内把握着人性矛盾统一的结构与功能。人永远是自我 改变着的，他没有固定的社会本质，没有最终完成和定型之日，但并非没有可称之为“ 本性”的东西，并非毫无目的与规律地变化下去，而有着能够被我们自己所意识并可以 争取到的一以贯之的基本趋势。其实，当马克思用人自己有意识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来说 明人时，恰恰说明了人性作为类属性的具体发生：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人的 知性和德性、功利与审美双双开显，社会化与个体化、物的价值与人的意义交互产生， 人们不断地获得而又超越着各种历史规定，最终指向所有人的能力发展和自我实现这一 最高目的。过去，我们往往否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类学前提，特别是关于人性的设定 ，仿佛一旦承认共同的人性或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就会陷入所谓资产阶级的抽 象的“人性论”，就会否认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客观性。以至于至今还有人从低于历史水 准的观点批评“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原则，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人性的原因。马克 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后，强调的无疑是人的具体的社会规定性，是人性的历史性变化；然 而，不管人性表现为什么样的具体社会形式，其矛盾结构却是不变的，人性愈来愈向着 丰富和全面发展的向度，也势必要在人类历史曲折与坎坷的演进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这才是马克思理论的根本祈向。这反过来也说明，如果不了解人性、人的个性与其社 会关系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生成和相互转化这种动态的整体性，而是各取一个片断，要 么用所谓纯粹的人性单方面地说明人们的社会关系，要么把社会关系奉为具有终极决定 意义的东西单向度地说明人性，那就不是走向抽象的人性论，就是走向抽象的社会关系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