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4）03-0070-05 1997年5月，史学界曾在石家庄召开“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对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比较丰厚的学术成果（注：参见苑书义、秦进才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其核心内容无疑是工业化，这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甚为可惜的是，此次学术讨论会对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未能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此后几年，也一直未见有论述张之洞工业化思想的专文问世。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及其对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影响略作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所谓工业化，简单地说，就是由自然经济主导的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主导的工业文明演进，包括新式产业的兴建和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管理的变化。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为无生命动力系统所代替，机械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物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注：参见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工业化思想的产生，是思想家们的经济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结果。从世界范围讲，在西欧，这一转变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现而实现的。在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提出，实现了从重商主义到工业化思想的转化。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8、90年代，才逐渐实现从“以商立国”重商主义思想向“以工立国”工业化思想的转变。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对工业化的认识是“由兵而起”。“船坚炮利”这一直观感受，是中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对近代工业的最初体认。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序幕。虽然曾、左、李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一开始并未局限于军事工业，如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曾宜称，他要仿制的“火轮船”，一二年内“必为中外官民通用之物”（注：曾国藩：《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李鸿章也在同治五年（1866）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并预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注：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但是，正如梁启超所言：曾、左、李的洋务活动“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舰、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起见”（注：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他们对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深入的认识，还处在由传统的“农本思想”向近代“重商思想”的转变之中。19世纪80年代末，郑观应、薛福成等早期维新派开始逐渐由“重商思想”向“以工立国”思想过渡。如薛福成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则尚居商之先。”（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振百工说》，光绪二十四年传经楼校本。）郊观应也指出：“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页。）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最后由维新派完成了这一转变。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振兴实业”、“立为工国”的思想（注：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成为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最初体现。 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初萌于督粤时期。在由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之初，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与其前辈曾、左、李并无二致，都是有感于西方侵略的威胁和“船坚炮利”的威力，以追求军事近代化为起步。中法战争带给张之洞的刺激是非常深刻的，他说：“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胭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注：《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11，中国书店1990年版。）对于张之洞这一思想转变，其幕僚辜鸿铭深有揭示；“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注：《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但是，张之洞毕竟是洋务运动的后来者，其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从一开始就能将“求强”与“求富”结合起来，并形成较为系统的洋务思想，成为曾、左、李洋务思想和洋务事业的“恢张”者（注：《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光绪十一年（1885），张之洞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洋务规划时就提出，要把“储人材”、“制器械”、“开地利”“三者相济为用”，强调“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注：《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11，中国书店1990年版。）。 广东处于近代开放的前沿，得风气之先。张之洞在创办洋务过程中，深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特别强调发展近代工商业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他说：“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张之洞亲眼目睹洋货大量输入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性，提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的主张：“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注：《拟设织布局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6。）针对各省洋务企业“所造皆系军火，于民间日用之物尚属阙如”的情况，张之洞主张：“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其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其次，张之洞特别强调创办钢铁工业对于发展近代工业和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他说：“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外洋输入中国的商品，“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因此，张之洞极力主张：“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以杜外铁之来。”（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
